小说《京办局长》中是这样描述这个职位的：“京办局长不是一个轻松的职位，他们每个人都有本事，能和所有人打成一片，能走遍天下。”
近日，据三湘纪检网消息，湖南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党委书记、主任王华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笔者发现，王华平是被调查的少数驻上海办主任之一。但驻京办主任被免职的现象并不罕见。驻京办、驻上海办等政府机构该如何监管？法律专家指出，在监管体制改革背景下，应采取新的监管思路。
有不少董事被解职
中共十八大以来，一些轰动全国的腐败案件中，驻京办负责人的名字频频出现在黑名单上，仅2017年就有4名驻京办原负责人被查。
2017年11月17日晚，辽宁纪检监察网发布消息：经辽宁省委批准，辽宁省政府驻京办原主任刘凤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此前，榆林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办原主任辛耀峰、安徽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原主任朱林、安徽省芜湖市驻北京联络办原主任孙平也于2017年被查。
原芜湖驻京联络处主任孙平，官不算高，但能力强，与落马的安徽省副省长陈树隆关系密切。在中纪委11.7专案组对原安徽省常务副省长陈树隆进行调查期间，孙平作为领导干部，对党不忠诚、不诚实，刻意隐瞒与陈树隆有关的违纪问题，抵制组织审查。
近日，孙平受贿案宣判，其利用职务之便协助亚信汽车、三七互娱、三安光电等多家A股上市公司股票公开发行上市、非公开发行股票等，共17次收受他人贿赂共计519万余元，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
孙平是怎么帮忙的？
“在亚夏汽车上市过程中，孙平联系了证监会相关领导，帮忙做了很多沟通协调工作。”亚夏汽车总经理周晖作证称，此次给孙平送钱，一方面是为了感谢孙平在亚夏汽车上市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另一方面是因为孙平是亚夏汽车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希望以后能继续得到孙平的帮助。
孙平收受的最大一笔贿赂是500万元的未遂行贿。孙平与安徽“土豪”吴旭顺家族及其控制的上市公司顺荣三奇（后更名为“三奇互娱”）存在利益关系。顺荣三奇定额加薪获批后，吴旭顺曾承诺给孙平500万元作为退休金，后因案情未兑现承诺。
孙平收受贿赂的赃物主要有购物卡、iPad平板电脑、现金、浪琴手表等，其中，孙平收受亚夏汽车总经理周晖赠与的价值4.2万元的购物卡和价值3688元的iPad平板电脑。
此外，2015年1月被免职的河北省民政厅原厅长顾怀普，2003年5月至2008年3月任河北省政府驻京办主任，被检察院指控受贿1238万余元。
驻京办到底是什么？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与各省之间需要建立密切的联络机制，商讨建设项目、审批计划、调配物资等，但当时交通、通讯还不发达，需要在北京设立办事处。1949年，第一个驻京办事处——内蒙古驻京办事处就以此为使命成立。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驻京办事处已达1万余个，有的地方还在上海等省市设立了办事处。
“驻京办和驻沪办的职能有很大区别。”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连玉强认为，驻京办的主要职能应该是“游说”，获取中央对地方治理成就的肯定，从中央获得最大限度的财政资金，主要体现在政策、接待、信息、招商、维稳五个方面。而驻沪办等地方机构的主要职能则主要体现在市场方面，主要是获取市场信息、招商和接待。
然而，这繁荣的背后也存在不少问题。《检察日报》文章指出，一些县级驻京办一年接待支出达数百万元；地方争抢资金、项目形成“围剿”中央之势，负面影响很大，不利于国家部门资源、资金的公平配置，严重腐蚀了一些国家部门官员；打着“维稳”旗号，千方百计堵截来访等。某市驻京办主任曾坦言：“我的工作就是把礼物不留痕迹地送到领导手里。”驻京办已然成为“腐败驻京办”。
2010年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地方政府驻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撤销县、县级市、旗、区人民政府以各种名义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原设在北京的地级市、区、盟、州的驻京办事机构，如确有工作需要，经省（区、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予以保留。驻京办事机构进行了“大裁员”，共撤销625个，保留296个。
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和各省市将驻京办等驻外机构纳入检查范围，但部分驻京办仍存在较大腐败风险。2016年2月至4月，中央第二巡视组对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进行了专项检查。巡视发现，烟草行业在京设立的办事处普遍装修豪华，这些以“驻京办”、“维稳办”名义设立的办事处，在实际运作中基本都是用于接待的高档会所，吃住玩“一条龙”。国家烟草局对行业驻京办职能虚拟化、闲置浪费、吃喝玩乐等突出问题重视不够，清理整顿力度不强，许多驻京办成为违纪违法、吃喝玩乐的隐患，成为少数人奢侈享受的“行宫”。
比如，山东省就曾曝出自己的黑历史。省委巡视组发现，省政府驻京办将公款用于差旅，财政资金监管不力，存在腐败风险，干部选拔任用不规范；省政府驻上海办违规发放补贴奖金，“三公”经费超出预算，支出不规范。
201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原中纪委副书记刘西荣在浙江代表团审议时说：“现在财政花钱很随意，各个地方都在‘往部门里跑’，给反腐工作带来很大压力。等到地方驻京办事机构全部撤掉，政治就清了。”
那么，对于至今还存在的驻京办等派出机构，该如何管理呢？
“谁派遣，谁监督”
“驻京办等机构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派出机构，不具备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资格，目前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监督主体。”连玉强教授指出，国务院办公厅先后下发过两个文件规范驻京办事机构，分别是1990年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北京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清理整顿驻京外国政府机构加强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和2010年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驻京地方政府机构管理的意见》（国办发[2010]8号）。
根据文件，驻京办遵循“谁派驻、谁监管”的原则，派驻地政府要真正承担起驻京办的主体责任，国家公务员局和北京市政府也承担一定的责任。而驻上海办等机构由于没有相应的规范性文件，只能接受派驻地政府的监管。“显然，由于派驻机构不在本行政区域内，不纳入属地管理，现有的各种监管措施很难对其产生作用。”
连玉强认为，在监察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对驻京办的监察方式应有所创新：首先，应通过立法明确机构性质、组织机构、职能作用和法律责任；其次，应采取双重监管方式，即派出政府和北京市政府(国家公务员局)联合监管，特别是加强监察委员会对驻京办的监督力度，甚至考虑由监察委员会派出专门的监察专员；第三，各地驻京办应建立健全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严格遵守财经纪律；最后，应加强派出政府与国家公务员局、北京市政府的沟通协调，建立信息报告制度，特别是对廉政建设、履行职责、执行财经纪律等重大事项。
对于驻上海办等派出机构，应当通过市场手段进行监管，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行政协议的方式明确驻上海办与政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撤掉部分驻京办是打击腐败的重要举措，但不是根本解决之道。”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何源认为，只要中央不改变通过行政权力配置资源或向地方转移支付的模式，“跑马圈地”现象还会继续发生，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要彻底解决驻京办带来的各种问题，根本办法是从《组织法》的角度理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
何源指出，中央部委权力要公开透明，在“分蛋糕”过程中，要给予地方政府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关键是要建立地方政府与国家部委之间制度化、常态化、法制化的沟通渠道。只有这样，地方政府在北京“办项目”的空间和意愿才会同时消失，办北京的问题才会得到解决。
何源说，“我国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行政体制改革，这是重塑中央部委与地方法律关系的好时机，而撤销驻京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