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意味着什么？
如果从卫星视角俯瞰地球，与五年前相比，长江中下游、江海交汇处的长三角地区夜间灯光指数增长了57.24%，中部地区灯光亮度持续提升，亮灯面积明显增加。夜间灯光强度与地区GDP息息相关，能很好地反映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长三角夜晚灯火辉煌，表明经济中心充满活力，区域联系明显增强。
这一变化还有另一组数据支撑。与五年前相比，长三角地区GDP过万亿城市由6个增加到8个，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时，GDP过万亿城市的“后备军”也不断增加，高质量发展城市增至3个，说明长三角经济中心城市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日益明显。面对内外多重压力和挑战，沪苏浙皖依然强劲，是我国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引擎之一。
自2018年11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区紧紧围绕“一体化”“高质量”两大关键词，统一思想，统筹谋划，落实有形和无形的关键节点，从各个层面推动国家战略加快落地。
汹涌澎湃的波涛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只要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同样可以成就大事。现在，我们不妨试着回溯到五年前，打捞出几个小浪花，辨别出这些细微的变化，是如何连接起江河大海，汇聚成推动时代改革前进的巨浪。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筼筜人行天桥。新华社
打破界限
2018年年底，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张忠伟身着风衣，独自站在筼筜湖畔，他看上去瘦削瘦削，周围是茂密的芦苇和白色的湖水，一片荒凉，一片寂静。
当时，张忠伟正在参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前期战略研究。从江苏吴江288米高的电梯试验塔下来后，一行人原计划开车前往筼筜湖畔，但车辆驶向一处废旧木材交易市场，路被堵住，大家只好下车步行至岸边。张忠伟站在一米多高的芦苇荡旁，隔着湖面望向上海青浦，树木、房屋清晰可见，但要想去对岸的青浦，必须走国道或高速公路，耗时40分钟。
调研过程中，当地居民谈起这片土地总是露出遗憾的表情：“你觉得什么地方最难管理？肯定是边境地带，俗称‘无人区’。”这里其实就是边缘地带。区域内普遍的情况是，因为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各个地方都倾向于把生产要素集中在中心地带，外围地区的发展速度往往比较慢。
当时，就连当地人都不知道，大约一年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将在这里揭牌。2020年底，横跨筼筜的公路桥、人行桥将相继通车。届时，张忠伟和团队遇到的废旧木材交易市场，将变身为新地标——筼筜酒家。原本40分钟的绕行路程缩短至5分钟。工程竣工，“轨道上示范区”在这里交汇。一条原本不起眼的省界，在交通设施、区域功能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省界变迁仍在继续，甚至在加速。前不久，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标志性建筑之一的芳亭水院奠基，被认为是缝合边界的“纽扣”。边境地区曾是地理上的边缘空间，但在打破行政壁垒后，地处长三角和上海都市圈的黄金地带。发展逻辑转变后，其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随即显现。
区域发展逻辑的变迁，需要进一步追溯。2018年，规划长三角发展的专家们反复阅读世界银行2008年发布的年度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经济学家们做出了自己前瞻性的判断：封闭、碎片化将是重大危机带来的后续风险。为此，他们开出的药方，是通过集聚效应、打破壁垒，推动“一体化”。
在长三角，集聚效应和打破壁垒的现象有迹可循。同样在五年前，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的研究团队在长三角的山顶上画了一个圈，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常州、湖州等城市。这个圈，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上海都市圈”，经济密度比较大，尽管跨越行政边界，但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区域间自发形成了经济联系。在此基础上，上海都市圈的空间协调规划应运而生。各级各方都在超越省界的思考，将各自分散的蓝图拼凑起来，形成一幅连贯的愿景地图。
回过头来看，减少分化与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提出的区域一体化思路是一致的，这一经验也逐渐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的“法宝”，从边缘地带的衔接、增长，到城市群的相继成熟、开花结果，由点到面，长三角正在重塑经济地理，空间格局不断完善。
2018年年底，张忠伟站在筼筜边上。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一景。 赵建平 摄
太空溢价
2020年6月5日，长三角企业家联盟成立大会结束后，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让在场的企业家们不要离场，借用会议室临时召开了第一次主席团会议。会上，现场近百位企业家现场建起了微信群。刚刚出任联盟轮值主席的南存辉对大家说：“我们聚在一起不是为了取暖，而是为了发展，一定会有好的前景。”
这番鼓励并非是客套话。在那次会议上，一些企业家私下里嘀咕：摆个大场面，但如果只是来喝茶吃饭，为了结盟而结盟，没有任何实际利益，很快就会失败。话听起来刺耳，但又不无道理。不过，机智的企业家们很快就找到了解决办法。在成立大会上，“产业链联盟”一词被反复提及。与会人员一致，联盟要扎扎实实。目前，长三角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超导、软件和信息服务、数字健康等一批产业链联盟已实质性运行。
就在南存辉拉动企业家组建各类产业链联盟之时，一条与大飞机相关的产业链也即将浮现。近日，国产大飞机C919实现商业首飞，人们惊奇地发现，随着C919研制的逐步推进，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浙江的杭州、嘉兴、绍兴、台州，安徽的合肥、芜湖等城市都在积极规划和建设航空航天相关产业园区。有市政府与中国商用飞机试飞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两年后，中国商飞公司与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达成战略合作。截至目前，长三角G60科创走廊9个城市近千家企业已纳入粤港澳大湾区。 飞机供应商储备库已完成工业材料领域25家企业、70个产品的供应对接，大飞机安装设备合格和潜在供应商数量增长30%，实现了9个城市大飞机专用工艺材料领域“从0到1”、“1到N”的突破。
有了这样的先例，南存辉很肯定地说：“产业链联盟在20年前或许不可能实现，但现在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时机已经成熟。”
为什么20年前不可能形成的产业链联盟，现在能够建立起来呢？话题又回到一体化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打破行政壁垒之后，生产要素在更大区域内会更快流动，而在这个过程中，长三角的产业链和一体化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产业链的构建和形成是一体化发展的载体，产业链又以一体化发展的载体推动一体化发展。
截至2023年4月，长三角企业家联盟理事人数已扩大至216名。在日前的科大讯飞认知大模型发布会上，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透露，在启动认知大模型项目之初，科大讯飞就与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链联盟进行了合作。
生产要素的这种流动，是不是一种普遍情况？2018年，在上海参加完长三角合作发展专家咨询会后，刚刚受聘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的陈晓建，坐在合肥的高铁上思考这个问题。高铁时代，从上海到合肥，只需要两三个小时。中科大一些教授，选择在合肥工作，周末回上海。这些高层次的“高铁人才”，挣脱了空间的束缚，实现了突破。单城工作模式，意味着工作和生活往往不在同一城市。借助区域内便捷的轨道交通，人们每天可以在两座城市之间往返，实现多点执业、多重身份的自由切换。 “长三角的人才流动，促进了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和最佳配置，可以实现科技和人才价值的最大化，成为区域发展的倍增器。”陈晓建做出这样的判断。
对于人才的流动如此，对于其他创新要素的流动亦是如此，在长三角，越来越多的企业提出诉求，而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将搭建平台、匹配资源，对接长三角高校、科研院所，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最终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当壁垒一个个被打破，一些更富有想象力的流动模式正在形成。
2019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周其仁表示，勾勒长三角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行政边界勾勒三省一市，这是画地图的方式。另一种方式，边界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节点，长三角每个城市的机场、港口、金融机构、仓库、基站等都是重要的节点。这些节点之间，人、资金、信息、货物等来来往往，勾勒出长三角的另一幅画卷。
如今，第二种绘画方式已经日趋成熟。
长三角企业家联盟成立于2020年。
2023年6月2日，长三角企业家联盟再次召开会议。
思想融合
2018年1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联合设立的跨行政区域常设机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在上海的一座小楼里开始运转。各省市根据区域合作需要选派人员驻守。29日，江苏省发改委基础产业处副处长罗伟光成为第一位到长三角办公室报到的苏浙皖人。他发现，这个地方“看上去不像是传统的政府办公楼，更像是一家准备IPO、热火朝天的创业公司”，工作人员来自长三角各地，却常常忘记自己来自不同地方——他们自称是“新时代的长三角人”。
五年来，“新时代长三角人”群体规模越来越大，其中有一部分是跨省干部交流，如2021年3月，长三角三省一市党委组织部签署了《关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干部交流的通知》。2016年签署了《关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干部交流合作的备忘录》，重点围绕产业发展、生态环境、道路交通、城乡建设等与一体化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领域和岗位，选派苏浙皖干部17名、上海干部17名跨区域双向任职。市委组织部联合苏州市委组织部创新推进干部交流方式，重点围绕金融、卫生、商务、市场监管等领域，组织优秀年轻处级干部跨区域任职。
一些交流形式更加灵活，互相拜访、互相学习、互相会见、互相参考成为常态。
2019年初，溧水成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同年，南京高淳区也开始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人员多次到溧水调研考察实践经验。2022年1月，安徽芜湖干部郭振在上海参加了为期100天的实训，培训回来后，他对芜湖的产业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至少要拿出50%的精力，搞好自身，搞好自己的特色产业，搞好其他城市的产业，形成互补，这样才能在区域合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2022年11月12日，在安徽省嘉善举行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周年工作现场会结束后，马鞍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华峰恋恋不舍地离开会场。 他不停地和人交流，就是为了把示范区的一些经验带回来，在南京附近的跨省相邻新型功能区里，示范区的一些制度创新已经被复制推广。
跨省人员交流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无论采用哪种交流形式，都打破了地区、部门、行业的壁垒，当大家将接触到的新理念、新的工作方式与原有的工作经验相结合时，就激发出了创新的火花。
2019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牵头成立了示范区工作坊，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段进等规划专家共同探讨、研究。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分属不同行政区域，各个领域的标准不一样，到底该听谁的？经过各方讨论、研究，我们最终为示范区规划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不高不低。
打破“隐形壁垒”总是充满矛盾与冲突，但当各方充分表达想法、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时，只要严格执行，变成模板和制度，效率就会更高。
但有时候，创新的火花确实需要“火花”来迸发。刚开始，会议和“争论”成了罗伟光的主要工作方式，在长安市政府三处，几乎每一个要求都伴随着争论，当面争论到脸红，在政府机关并不常见，但在三处处长办公室却是常态。时间久了，办公室里的所有人一致认为，“争论”无伤和谐，而是一个充分讨论的过程。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决策与咨询专家陈文从“争吵式”沟通方式中看到了其中的关键。她在2018年出版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空间：合作、分工与差异》一书中，运用博弈论提出，在权衡整体与局部利益时，地方政府通常会选择三种初始合作模式：损益合作模式、共享合作模式、比较优势合作模式。当一方受损，另一方受益时，合作就更难达成，需要补偿或讨价还价。进一步研究发现，冲突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分配不均上。陈文认为，除了现有的行政手段，或许可以找到更加市场化的谈判方式。
聚焦不只一城一地，聚焦共同利益，正在成为跨区域一体化的共识。段进犹记得，5年前，他在示范区调研时，看到地方管理部门因行政壁垒而产生的问题，显得既无奈又理所当然。在当年长三角的一次会议上，一位主持人问段进：对长三角一体化最大的期待是什么？他回答说，最大的期待是，大家要把被动的任务转化为主动的、自觉的行动。
近日，段进再次来到示范区，有了惊人发现：一旦协调中出现矛盾，他只需说出一个“口令”——“这是大家的共同需要，怎么能不这样做？”“这说明融合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五年时间虽然短暂，但影响力却在逐步提升，对于长三角来说，五年是伟大征程的开始，更是更加美好的未来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