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读书札记最初是由“漫修阁”推发的。后来“漫修阁”因为某些原因注销了。现在很幸运地得到了“尚读书社”的喜爱。经过稍微修改后重新发布。这表达了我对书社的认同与支持。
台岛天下远见出版社2009年版
从读硕士起，我渐渐有了“省籍认同”的喜好。在读书论学的时候，但凡遇到安徽或者安徽人，我总是会格外留意。只要是与安徽相关的，我就会立刻产生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和求知欲。在阅读台岛学者齐邦媛所著的《巨流河》的过程中，这种喜好同样在无形中对我产生着影响。在阅读之前，我未曾想到东北人齐邦媛竟然与安徽有着如此重要的关系。读到这类文字时，总会让人充满意外的惊喜。这是促使我想要写点东西的一个重要原因。
巨流河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来讲讲该书的标题，即“巨流河”。辽河在辽宁境内流淌，而巨流河实际上是流经辽宁境内的辽河的另一个称呼。当年，奉军将领郭松龄带领部队去讨伐张作霖，他们是在巨流河这一带与张学良所率领的部队进行了一场决死的战斗。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在那个时候担任郭松龄的外交事务主任，郭军在战斗失败后，由于受到牵连，最终逃亡到了关内，并且辗转来到了南京任职。齐家居住在辽宁铁岭，巨流河是辽宁乃至东北的象征，所以这本书的标题蕴含着深深的乡愁以及对先君的缅怀。同时，“巨流”这个词会让人联想到当年时势发生的巨大变化、战争的残酷以及政权的更替，将无数国人卷入其中，上演着一幕幕关于生离死别和悲欢离合的场景。作者用“巨流河”来替代“辽河”，这体现了他的匠心。
芜湖——
逃亡苦难的开始
01
芜湖是一个沿江的小城，向来有“鱼米之乡”的美誉。在安徽的城市综合实力排行榜中，它常年稳稳地处于第二位。这种状况和晚清民国时期芜湖在安徽的地位大致相同：当时安徽省的省会是安庆，然而由于芜湖靠近南京，所以其经济实力一直较为良好，文化氛围也一直不错。大约在 1904 年的时候，陈独秀曾在芜湖经办《安徽俗话报》，并且在新设立的安徽速成师范学校担任教职。我在 2005 年从皖北小城宿州来到地处芜湖的安徽师大读书。一直到 2012 年硕士毕业，我才离开芜湖。这期间我整整生活了七年，留下了迷茫与奋斗的脚印。
民国时期的芜湖码头
1937 年 11 月，侵华日军占领了上海。之后，南京的局势变得十分危急。国民政府虽然宣称要誓死保卫首都，但实际上已经做好了后撤到西南地区的准备。在这种惶恐的氛围下，南京市民纷纷选择举家逃难。时任国民政府高官的齐世英家也不能幸免。小学毕业的齐邦媛和刚刚诞下小妹的母亲，跟随东北中山中学的第二批撤退师生，从南京出发，踏上了逃亡的道路。从南京乘坐火车，到达芜湖后下车。接着从芜湖的军用码头搭乘运兵船前往汉口。之所以选择从芜湖搭运兵船，是因为当时在南京下关码头外的江面上，航道几乎都被日本军机炸沉的船只填满了。从上游的汉口坐船，最远只能到达芜湖。芜湖成为了逃亡之路的开端，也是齐邦媛那幼小而稚嫩的心灵首次被战祸深深地震撼。让我们来看她对芜湖码头上船凄惨景象的描写：
船晚上开是为了躲避白天的轰炸，码头上不敢开灯，只有跳板上点了几盏引路灯。我们最终走到了码头，然后跌跌撞撞地上了船。由于蜂拥而上的人太多，在推挤过程中有人落水了。船已经装不下人了，但跳板上仍然有人拥上。只听见一声巨响，跳板断裂了，更多的人落入了水中。
黑暗的江上，落水之人呼救、沉没的声音，以及已上船之人呼儿唤女的叫喊声，在那个惊险且恐惧的夜晚，与白天火车顶上被刷下之人的哀叫相互混杂。这些凄厉的哭喊声在许多无眠之夜震荡，在我从成长到年老的一生中常常在心头浮现，成为我对国家民族，渐渐从文学阅读扩及对全人类悲悯的起点。
齐邦媛的母亲分娩后患上血崩之症。在从芜湖前往汉口的船上，她开始大量出血。幸运的是，船抵达汉口时得到了及时救治，这才捡回了一条命。之后，她又从汉口逃到湘乡，接着逃到桂林、怀远，最后沿着川黔路进入四川，投奔战时的首都重庆。这一段逃亡之路历经艰险，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作者曾说：“颠沛流离有着说不尽的苦难。”这苦难是从哀嚎遍野的芜湖军用码头开始的。
1943 年 8 月，齐邦媛从重庆乘船前往四川乐山，她毕业于南开中学。她又一次在长江上航行，这让她想起了数年前在芜湖的那个凄惨夜晚。她得出这样的结论：
长江的全长是六三八〇公里，它在世界长河中位列第三。我生命里有两大转折，都是从有家变为无家，一路都在哭泣，并且是溯江而上的。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底的时候，我刚刚中学毕业，此前在一九四二年从芜湖搭上运兵船逃往汉口，那时我刚小学毕业；现在我又由重庆溯江往四川嘉定去。
此时的齐邦媛已从懵懂少年蜕变为乐观浪漫的文艺青年。这得益于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的老师们。虽处于战时，可南开中学的高水准教学使她获得了新知。张伯苓校长的教育救国理念让她确立了“坚强的爱国精神”。而少年时目睹的逃亡惨状时刻在她心头回荡。
青年齐邦媛在国立武汉大学
齐邦媛在南京度过了最为幸福的小学时光。那段时间处于所谓的“黄金十年”。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处处展现着建设新国家的生机与活力。1937 年日军全面侵华，这骤然结束了她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她开始逐渐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以及它带来的苦难。而这一切的起点是安徽芜湖，这是一个离南京约 100 公里的沿江小城。这是她苦难记忆开始的地方，同时也是开启她对人类世界重新认识的一扇黑暗之窗。
在芜湖求学时，曾多次前往长江边，去观看那滚滚的江流以及江流之上的运沙船。每次放假坐车回家途经芜湖长江大桥，都会侧身去眺望那澎湃的江面。然而，看得多却想得少，这是因为对其了解得不多。读了《巨流河》之后，我不仅重新认识了辽河，更为重要的是，我对芜湖段的长江航道有了一种深深铭刻着民族苦难的心理体验。
朱光潜——
西方文学的引路人
02
朱光潜是安徽桐城人，他在近代是一位著名的美学家。抗战胜利后，他担任了国立安徽大学筹委会主任。他从小就熟读经史，之后进入了桐城中学。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就读于香港大学。二十八岁时，他前往欧洲留学，曾在爱丁堡大学、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文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当齐邦媛进入武汉大学的时候，朱光潜已经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学者，当时他担任外文系教授兼武大教务长。出乎意料，这位皖籍名家跟齐邦媛竟有如此深沉的关系。
晚年朱光潜
在“大成殿上——初见朱光潜”这一环节，作者详尽地记录了她结识朱光潜先生的历程。齐邦媛在大学联考时所填报的专业为哲学，在大一结束时，全校举行了英语考试，她在此次考试中获得了第一名，成绩十分优异，从而引起了朱光潜的关注。朱光潜特意让人招呼齐邦媛到他的办公室，询问她为何选择学习哲学而不是外文。通过攀谈进行了解后，朱觉得她“好像没有钻研哲学的那种天赋”，接着建议她转到外文系，并且答应做她的指导教授。齐邦媛在暑假回家后，与父亲商量了一下，到了第二年就转入了外文系，从这时候起她开始了外文的学习，也正是因为这样奠定了她之后的文学创作基础。
作者以“朱光潜先生的英诗课”为题专门回忆了朱光潜上英诗课的情形。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当年跟随朱光潜学习英诗时所做的课堂笔记至今仍保存着，那些纸张已经到了一碰就会破碎的程度。书中提及，朱光潜有一次在课上念英诗，由于情感到达极致而无法控制自己，竟然流下了眼泪。
朱老师读到某内容时，说道中国古诗有相似的“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这样的句子。此时，他竟然声音有些哽咽，稍作停顿后又继续念了下去。当念到最后两行时，老师取下了眼镜，眼泪顺着双颊流了下来。接着，他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了教室，留下了满室的愕然，而在场的人都没有开口说话。
我在大一的课堂上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给我们上思想道德课的是一位中文系老师，在他讲述自己早年的苦难经历时，情绪激动难以抑制，接着他泪流满面，然后转身走出了教室，教室里的人都很愕然，没有人说话。大概过了一分钟，他调整好心情后回到教室，继续给我们上课。这位老师的姓名我记不得了。只知晓他毕业于复旦大学，年纪四十多岁，中等身高，皮肤黝黑，头发稀疏。他上课的时候情感十分充沛，内容也很丰富，很受同学们的喜爱。而朱光潜当年授课时，身处抗战后方，当时的条件很艰苦，战局难以预料，他却能如此沉醉在文学艺术之中，这着实让人产生敬重之情。
朱光潜的英诗课为作者开启了西方文学教育的大门，提升了作者欣赏英诗的能力，并且引领作者踏入了雪莱的世界。朱光潜对雪莱诗歌《西风颂》的讲述，让作者“首次真正地领略到了西方诗歌的意象，这一收获让作者一生都受益无穷”。雪莱是作者平生极为钟爱的英国诗人之一，另一位是济慈。作者在之后的生活里，每当遇到变故，身处逆境之时，总会去吟诵这两位英国诗人的诗歌，借此来舒缓忧郁的情绪，让自己保持从容的心态，以微笑面对人生。就如同《西风颂》的结语所暗示的那样：冬天已经到来，那春天还会远吗？
1953 年，齐邦媛通过他人介绍开始在台中一中担任教师工作。她自身对教书这件事有着极大的兴趣。除了受到父母以及南开中学孟志荪老师的影响之外，朱光潜老师毫无疑问是她最为重要的精神来源。她曾这样说道：在武汉大学，朱光潜老师不但以很高的水准进行授课，而且在她感情陷入困境的时候为她答疑解惑，让她一生都拥有一个不容易被撼动的目标。
1977 年，齐邦媛被邀请到台岛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史课程。在文学院大阶梯教室的讲台上，她面对选择文学的一群青年人，以最响亮的声音再次朗诵雪莱的《西风颂》。随后她写道：“那时的我已到了朱老师那样的年纪，对着环绕着并俯视着我的、和我当年同样二十岁的学生，想起了最初的那份感动，挥动臂膀、扬起头发，忘我地随着西风回旋……”
1989 年，钱穆先生前往香港新亚书院进行演讲，在此期间他与朱光潜再次相见。齐邦媛原本打算前往香港去拜访朱光潜，然而后来因为某些原因而未能实现此行。钱穆回到台北后，将“朱老师已不太能认得人了”这一情况告诉了作者。
1993 年，齐邦媛已至古稀之年。首次回大陆探亲时，她见到了分别近半个世纪的齐家亲人和同学。这次探亲之旅让她感慨颇多，尤其是“文革”带来的冲击，让她失去了许多亲朋师友。她再次想起了朱光潜老师，是朱光潜老师亲自劝她改入外文系，并且慨然担任她的指导教授。在大陆开始探亲的时候，她从武大校友通讯《珞珈》中得知：“经历了四年的‘牛棚’生活之后，在一九七〇年，朱老师被遣返回北京大学的联合国资料翻译组。在那里，他继续接受监督劳动改造，除了扫地和冲洗厕所之外，还能够摸到一些书本了。”
晚年齐邦媛
从节录的部分文字能看出，朱光潜对齐邦媛的影响很大。作者对授业恩师的追随与惦念很是动人。朱光潜的一条建议，使齐邦媛后来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改变。朱光潜的英诗课，为齐邦媛奠定了西方文学基础。朱光潜的教学魅力，影响了齐邦媛一生的职业选择。可以说，朱光潜起初是齐邦媛的外文导师，最终成为了她的人生导师。这是一个东北学生与安徽老师之间的故事，这个故事很感人。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不难感受到教师和教育所具有的温暖而伟大的力量。
安徽有一座小城，有一位皖籍名家，还有一个生于东北的台岛学者，他们因某种机缘而相聚在一起，在一本自传中相互交织。这座小城是作者苦难记忆的起始之处，那位名家是作者汲取文学力量的起始之地。同为“开始”，小城带来的是悲悯之情，而名家给予的是希望之感。纵观全书，作者齐邦媛一生历经诸多磨难，然而文学始终陪伴在她左右，不断地给她提供能量与慰藉。我是一个认同感十足的安徽人，很幸运能够读到这样亲切感人的文字，心中既欣喜又感慨。
在齐邦媛的这本饱含家国情怀的书中，你能够看到民国时期以来的政治斗争以及外族的入侵。你能够看到抗战大后方依然弦歌不断。你还能够看到普通人家在如同“巨流”般纷乱的时局下是如何努力生存的。你更能够看到文学的力量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所能发挥出的巨大作用……然而，身为安徽人的我，却唯独对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与我生活了多年的安徽之间的联系有着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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