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在《小镇拾穗》上留言说，我的家乡枞阳河只有一户姓甘的人家。 他问我是否认识姓甘的人。 于是，我整理了记忆中关于甘家的故事。 至于老胡，他和老干是世家的儿子和女儿，老胡又是枞阳河里的人物，所以两人合而为一，写在一起，用黑纸白字凝固。这里的记忆。
有两件小事需要先解释一下。
芦苇，我这里说的是竹芦苇。 是家乡老木架织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经纱穿过竹筘的间隙（筘齿），其作用是将纬纱推向织口。 筘片的高度由开口的大小决定，筘片的厚度随筘片的数量而变化。 簧片数量越大，簧片越薄。 筘片尺寸通常用单位长度的筘片数来表示。 一般公制采用长度为1厘米或10厘米的簧片数。 钢筘尺寸由经纱密度、纬纱收缩率和每个钢筘间隙的经纱穿透数决定。 每个钢筘间隙的穿透数影响布的外观和经纱断头。 通常穿透数为1～4。对于一般织物，常用筘片分布均匀的筘。
炸泡子（pào）zi，旧时农村泡子的人，指旧时在乡间走走、炒米爆米花的人。 玉米、蚕豆、豌豆、大豆也在经营范围之内。
煎包子的人通常用右手拉动风箱，左手转动生铁制成的密封大腹铁锅。 锅底下燃着旺盛的煤火，有点像老铁匠的操作。 炸出来的包子沾满了煤烟，已经发黑了。 手摇铁炉的时间似乎很长。 当他停止颤抖，站起来整理装气泡的袋子时，围观的人本能地后退，盯着他最后一脚。 “砰”的一声巨响后，双手捂住耳朵的孩子回过神来，朝着炉尾的长布笼跑去。 空气中弥漫着一阵浓浓的白雾，是变形的米（豆），扑鼻的香味和惊喜。 大人和孩子的精神瞬间充满了视觉的满足和味觉的期待。
少量的加工费，居然让常见的谷物大放异彩，体积膨胀了很多倍，可以装进口袋里咀嚼。 妈妈们一说话，孩子们就会迫不及待地抓起还热腾腾的泡泡塞进嘴里。
“炮”的声音虽然可怕，但却很受农村孩子和贫苦农妇的喜爱。 再穷，也能得到半升白米，几把蚕豆，一毛钱。 然后他在人群中耐心地排队，焦急而恐惧地看着风箱旁和炭炉上旋转的黑色闪亮的铁桶。
这是农村妈妈能给孩子吃的最便宜、最方便却又珍贵的零食。
甘二爷的制作芦苇是祖传秘传。 在甘家，是由男传女。 胡大爷的炸包子，完全是靠辛勤的劳动和一口米饭填饱肚子。 胡家的大女儿嫁给了甘家的大儿子。 干胡一家是一个标准的儿女家庭。 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胡伯伯进出过甘府。 至于是否会在父母家之间搬家，恐怕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甘先生是不是好人不得而知。 因为甘家从来不和邻居来往。 他的孩子们都叫他“阿姨”，这大概是“二爷”的当地发音。 由此可见，甘先生大致是个“二爷”苦行僧。 甘先生身材高大，身高约172厘米。 他身材瘦削，皮肤白皙，喉结很大。 在我的印象中，甘先生是一个严肃的人。 现在有一个词叫“面瘫”。 有一个相声演员叫方，据说患有面瘫。 我总觉得这是一个贬义词，不应该随便用。 至于甘先生的严重程度，与病理无关。 以后有机会再聊。
甘府长女，娘家姓秀云，适合他们家后金家大院的次子王姓。 她现在大概还是用自己的娘家姓氏，因为在中国，王干这个名字已经过时了，而且女人也没有选择夫姓的习惯。 长子叫天真，次子叫安琪，三子叫天宝，其次是二女儿甘六菱和少爷甘六三。 他们分别出生于1960年和1963年。 甘六玲身材瘦削，身材苗条。 幼时善哭，声震瓦顶。 当然，她笑起来的时候也是非常迷人的。 甘夫人笑道：
“我们不需要在家里养猫，因为没有老鼠。” 当年养猫是为了驱鼠，当年养狗是为了防盗，不是为了好玩而养宠物。
人们好奇地问她：“你家里怎么没有老鼠？”
甘妈妈谦虚地笑了，露出两颗金牙：
有一次，刘令子突然放声大哭，屋顶梁上的老鼠猝不及防，受惊跌倒，从此，甘家从此摆脱了鼠患。
说者听者都笑了，甘二小姐也忍不住笑了。
那个甘六三长得很像他的母亲，一双大眼睛笑起来就眯成一条缝。
二少爷安吉尔属龙，小名小龙； 三少爷，名叫三宝子，属蛇。 在家乡话里，我总喜欢加一个“字”，而且发音又快又轻。 在英语圈的文化中，也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Jackie、Susie、Charlie、Tommy等。
这两个家伙是我的同学，而且是很好的同学，或者可以说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通阳镇的街道南北走向，像一个拉长的“飞”字。 中间是一条石板铺成的街道，两边的梯级都是住宅。 甘府在北大街，“飞”字右侧。 大门朝西。 对面是一片相对开阔的空地，正对着当时的枞阳农具厂。 空地上有一口井。 我不知道那是哪一年。 青石井坛上，长年累月的攀爬和井绳的拉扯，刻出了一条又一条深沟。
我家在甘公馆的斜对面。 我住在原李公馆的二楼，不临街。 1966年8月27日，他们来抄家。 他们一进门就革命，把我们家的门封了。 起初，全家人进出都得翻墙。 估计有人还记得杜甫《搬石记》里的那句诗：老人翻墙……所以，后来我们家的门就朝南了。 但这并不影响小时候的我和同样年幼的甘家老二、老三之间的友好交往。
甘府朝西的门总是开着的，至少在天黑之前是这样。 当年，家乡曾洋至少没有在日本封家。 那时，飞来飞去的燕子比地上的鸡还多。 然而，甘家的门槛，对于我们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顽皮男孩来说，是一道从未跨过的坎，是一堵高不可攀的墙。 不妨说，在正阳，没有一个人没有留下过自己的足迹。 如果我正在考虑该去找哪个“流氓”。 唯一的例外是甘福。 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满心惆怅。
甘家与世隔绝？ 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的。 回想起来，我发现他们家在房间里做芦苇，而且是悄悄做的，不想让外人知道，也不对外人说。 就连甘夜那张呆滞的脸，也都是将军的样子。 为了生计，他们一家人都在挣扎。
有一次，我和安琪一起去街北门的安瓦挖泥，制作手枪。 我们忙得头、脸都沾满了黄泥。 正当我兴致勃勃的时候，脚下刮着风，很快就到了甘家门口。 就在这时，甘老爷子如同门神一样站在门口，小龙被打得瘫倒在地上，比死蛇还惨。 我很害怕，所以我逃跑了。 他回头一看，见甘老爷子还站在门槛上，面无表情。
小龙跟我定下了暗语。 也许他已经和他所有的朋友商定了一个暗语。 每次我想约他出去玩，我都会在他们家外面大声咳嗽。 这个时候，如果他在家，收到我的信号，他就会探出头，伸出一只手，露出握紧的拳头上的食指。 竖起中指，就是‘二’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家的二爷在家，不许出去。
此后，1969年底、1970年底，又开展了“三净化、四反击、一深挖”运动，随后又进行了“一打三反击”。 据透露，甘家门口的屋檐下挂着一根绳子。 知情人称，这是甘家的‘消息树’，是他们家族的暗号，就像那些在地下工作的人一样。 人多的时候，在窗台或阳台上放一盆花草，就意味着一切安然无恙。 甘府的吊带是一种认可的标志。 当远方的顾客看到代码时，他们就找到了“组织”。
在那次运动中，甘氏家族被赶出了家门。 本来，那些没出息的人，是打算在他们甘家深挖，看看能不能有好运气，发点财。 后来，我想我已经很沮丧了。 没有得到我想要的。 事实上，一家八口，靠的是老干在大合作车站店做营业员的微薄工资，大概四十块钱左右。 他们很幸运没有被饿死。 他们怎么会有积蓄呢？
其实，据我所知，甘府的房产只有一厢房，即三间临街的房间，再加上一厢房在后面。 后面似乎有一座建筑相连。 就在那几栋房子里，住着很多人。 他没有得到任何免费的钱，显得有点丢脸，所以他把房子没收了。 改为枞阳文化站。 原来，文化站位于甘家斜对面的刘家祠堂内，现在已成为镇政府。 庆幸的是，老干没有被免职，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估计老干几十块钱的工资一旦断了，干家就要饿死了。 他们都是邻居，想要将他们全部杀掉，并不容易。 总有人会感到同情。
甘家老宅已改建为文化站。 我进去过好几次了，觉得有点新鲜。 至于甘家，他们搬进了北街黄家对面李家的房子，大概是为了出租。 李氏家族拥有大量房产。 为了安置街上的闲散人口，李家设立了一家面条加工厂。 手动揉面团，然后手动摇动面条机齿轮手柄，将长机器面条抖出。 刘大哥是个地主，在那里摇面，但没多久就关门了，可能是生意不好。 毕竟中阳并不是盛产小麦的地方。 成员们好歹弄到了几粒麦子，所以平时都是自己在家揉面、煮面汤，不用额外花钱去加工机夹面。
在我的记忆中，甘家南侧的一栋房子原本住着一个姓王的女人。 守寡的王妈妈声音安静，皮肤白皙，衣着整齐，当时只有三十岁出头。 她看起来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 她有一个儿子叫李定全，眼睛眯着，声音沙哑，也和我同班。 1965年，枞阳小学召开会议，对7名违纪学生进行了处分。 我的 4 (2) 班有六名学生在名单上。 北街的关四，我自己是南街西河桥头小徐村的何四、甘小龙、李定全、刘宗贵，火车站旁的刘家巷村的刘二培，还有一个六年级的同学包。 他住在南大街。
不久之后，李定全就随母亲搬了家。 据说，王夫人更进一步，嫁到了芜湖北岸的鱼溪口。 而且，孤儿和鳏夫根本没有收入，入不敷出。
我一直记得远在南方的李定全。 但他再也没有回到过自己的家乡。 他们家是地主，以前和我们何家是街北头的邻居。 由于特殊原因，房子没了，他成了无家可归的穷人。 他丧偶的母亲带他离家出走。 后来我听有人说他在那里打小工谋生。 他有居民户口，吃的是商品粮。 与我不同的是，他从小就必须到田里参加生产工作。
1970年的一天，我牵着牛路过枞阳小学，天宝拦住我，问我一道数学题。 当时，枞阳小学有一个“戴帽子”的初中班，他们都是初中生。 是一道文字题，还是一道应用题，无非就是贫农王先生向地主赵扒皮租了多少亩地。 这并不算太麻烦。 问题在于他们实际上正在学习正数和负数。 对我来说，这太奇怪了，我被难住了。 那一次，甘三宝对我表示失望。
五年级时，课本第十六课讲的是太平天国李秀成的事迹。 突然宣布跳过此文，因为发现忠王李秀成是叛徒。 学生们开始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 三宝坐在我身后，拍着我的肩膀问我：
“我的牙突然又红又肿，很痛，这是怎么回事？”
我认真地看了看，说：“你是不是早上刷牙太用力，牙刷头碰到了牙膏？” 我们称之为“口香糖”“牙齿抛光剂”。
三宝想了想，道：“是啊，确实有这样的事。”
我和三宝是好同学。 他经常问我一些问题。 有些我能回答，他也很满意。 有些我无法回答，他一点也不生气。 那年我回国探亲，路过甘府门。 当时政策就实行了，房子早已物归原主。 只见甘妈妈站在屋檐下，守着一个小摊，卖着针线。 估计那时候没人会买他们的芦苇，而且他们家这么多口，还是要照常吃饭。 甘妈妈看到我，一如既往地谦虚地笑了笑，说道：
“回来。” 好像早上出了门，下午又转身又冲了回来。
天宝听到声音，猛地站了起来，一如往常害羞的样子，脸色有些蜡黄，向我点了点头。 我停下来往他们屋里看，没有看到小龙，也没有看到甘先生。
胡家的大女儿嫁给了甘家的长子，大概是在甘家流离失所、陷入困境的时候。 经常看到胡小姐在街道北端的老面厂里进进出出。 她很瘦，甘家的大公子也很瘦。 邻居们谣传她“感觉不舒服”，也就是说，她生病了。 那个时候，人人都有疾病，精神上的，身体上的，但有一个通病是不可缺少的，那就是贫困。
这对夫妇如何谋生是一个谜。 人们都说胡叔叔经常补贴他们。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胡叔叔，就是炸泡子的那个人。 通阳街头，没有人不知道炸泡子老胡。 老胡身材矮小，常年穿着棕色的衣服，脸色黑黑的。 他时不时地喜欢扭头看看眼前或周围的人和事。 他的白眼又大又黑，眼睛又小，活像京剧里的黑脸包公子。 老胡有问题。 他总是把头偏向一侧，并有向一侧撞头的习惯。 柬埔寨有一位宾努王子就是这样的人。
胡叔叔很受欢迎，你可以看到他整天衣衫褴褛，拎着油炸的生活用品，走路时摇头晃脑。 他应该是枞阳河里第一个做炸包子的人。 他是个外国人，大概是山东人或者淮北人，因为炸包子的烦恼而出现在中阳街头。 一看到天空，就听见“砰砰”的响声，孩子们的兴奋，还有白色空气中弥漫的粮香。 南街一位丧偶的阿姨收留了他，一家人真是太好了。 胡伯伯日日夜夜在街上走来走去，把“棒棒棒”和弥漫在每家每户的谷香送进家家户户。 他养活了一个大家庭。
那一年，他们在枞阳小学办班，有人怂恿他们把胡叔叔拉进班里，罪名是非法投机分子。 胡阿姨一家住在南街，都是常住户口。 本来说老胡的户口本应该插进他们家的户口簿里，但当时户口本被冻结了。 当然，他不希望自己的户口被分配到生产队，所以他成了一名黑人。 确实，他是个黑人。
邻居们很不高兴，尤其是小孩子。 没有了老胡的“棒棒棒”，那些贫困孩子的零食来源就被切断了。 总之，那些年老胡并没有受多大的苦。 当然，他为了生计已经受够了苦。 不过，话虽如此，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努力奋斗。
至于甘家和胡家是怎么联姻的，还真不清楚。
故事里的几位老人肯定已经陆续去世了。 据说，小龙也离开了。 真可惜！ 这群在“岱毛”中学读书的人后来被安置到焦湖南兆河农场，在那里被称为农民工，领取工资。 后来好像已经不行了，他们都陆续回到了家乡。 其中就有甘氏兄弟二人。
用人造棉纱和木织机织布已经成为历史。 估计制作芦苇的绝活也应该绝迹了。 这是一种遗憾，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至于弹出泡沫的生意，现在还有生存的机会吗？
写于亚特兰大松竹居辛丑正月初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