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邓小平与万里（左）在安徽黄山迎客松前合影。
1979年7月，75岁的邓小平登黄山。他不让封山，不时有游客前来拍照。随行人员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笑着问：“小平同志，我从来没有和您认真地拍过照，拍一张怎么样？”于是，两人就在迎客松下合影留念。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就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那一年，他63岁。近40年后，万里的长子万彪翱向环球视听记者详细讲述了这一幕，并说：“毛毛（邓小平的女儿邓蓉）告诉我，‘当时我父亲到黄山来支援你父亲。’”
当时，万里已经主管安徽两年，还有半年就要调回中央，把安徽农村改革的经验推广到全国。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珠海视察时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这是回应。
中房集团原董事长、万里原书记孟晓苏认为，“改革从安徽起步，从万里同志起步，在邓小平领导下，万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
历史还有另一种可能。“四人帮被打倒后，听说他要调到湖北省任第一书记。临走前，他去看望了即将重掌大权的小平。小平让他再等一等，认为安徽比湖北更合适。”万彪沉吟了一会儿，“也许他想的是把最好的钢用在刀刃上。”任命下达当天，万里带着中央关于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的批示离开了北京。
初到安徽时，“文革”四处蔓延，基层形势不明朗。万里首先纠正混乱局面，调走“文革”中“支左”的军队干部，解决遗留问题。随后，建立健全各级领导班子，与顾卓新、赵守义、袁震等人组成新省委常委。
更重要的是，万里想了解安徽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从皖南到皖东，再到淮北，在地图上画出了蜿蜒万里的路线。
孟晓苏1983年来到万里，一呆就是8年。那时，万里已是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每年仍抽出大量时间到农村调研，孟晓苏也经常陪伴左右。在告诉环市亭记者时，他还是很怀念：“万里同志总是轻装上阵，不愿提前打招呼，不愿按照地方安排的路线走。有时下面的干部也安排了，他却坚持比原定路线多走几步，所以他看到了真实的情况。他要真正接触群众，听到群众的真心话。当时他在农村开座谈会，一屋子人，农民有的坐在板凳上，有的蹲在地上，有的站在桌子上。万里同志问得直白，农民们也坦诚相答，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毫无忌讳。”
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这就是拉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省委六条”。这份文件尊重农民自治，突破了禁区。文件下发后，干部在台上宣讲“省委六条”，群众在下面听。台上宣读完毕，台下高呼“再读一遍！”这份文件和过去的官方文件完全不同，在宣读到允许和鼓励党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等重点内容时，台下高呼“读慢一点！”记者问一位前来听课的老人：“这六条中，您最满意哪一条？”老人笑着说：“我都满意！”
1978年夏天，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席卷全国。几乎与此同时，万里也在安徽寻找他的真理标准。当时，安徽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秋种岌岌可危，直接威胁到次年的夏收。
万里迈出了关键一步，省委经过讨论，决定“借地过荒”——把集体种不下的地，全部借给社员种小麦、蔬菜——“借”其实就是“承包”，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肥西县山南公社是万里亲自选定的，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在城东北的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签订了分地、分农具到户的承包合同。第二年山南公社产量大增，小岗村的农民也摆脱了长期乞讨的命运，迎来了丰收。实践给出了自己的历史答案。万里说：“我们的实际行动，就是我们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表态。口头表态是形式，重要的是实际行动。”
但春风依旧吹，民间又因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规定“两个禁止”（即不分地块种地、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陷入动乱。
万里多次来到山南，与群众交流。他问山南公社干部：“你们怕不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干部回答：“有点怕！”万里坚定地回答：“别怕，我在你们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确实做得过分了！”县委要强行收回承包地，农民不肯交出。万里了解后，作出批示：山南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省委决定的，如有失误，由省委牵头，我首当其冲承担责任。小岗村也因“反攻”受到批评。万里立即说：“地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我就批准你们干五年。”一位乡镇干部问万里：“其他地方能不能学小岗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万里说：“是啊，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任何地方都可以学！”
1980年1月，万里在安徽省委召开的农业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在农村建立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意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万里在安徽遇到的反对并不是最激烈的。”孟晓苏说。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记者问。
“1980年2月以后，他调回中央，不久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孟晓苏回答道。
据万彪翱回忆，当时在安徽工作的万里每次回京开会，都要去看望邓小平。万里自己说：“承蒙小平同志的支持，我从安徽回来后，多次向他汇报，他都同意进行试验。试验出来后，他公开表示支持。”
万里被调回中央分管农业工作，显然邓小平想让安徽的星星之火变成改革的燎原之火。选择农村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万里和邓小平很熟悉。早在1950年，邓小平任西南局书记时，万里就被任命为西南工业部副部长兼部长，负责发展地方工业生产。1975年四届人大，邓小平回国，把铁路系统作为全面整顿的突破口，被安插在铁道部长要职的就是万里。仅仅半年时间，全国列车装车率和安全正点率就大幅度提高。
这是二人的又一次合作，但开始并不顺利。1980年4月，安徽省委在芜湖市铁山宾馆召开南三区市委书记会议。“如果‘户’大于‘组’、‘队’，社会主义还搞不成？”“那马克思主义就不行，社会主义就不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有条件、有限制地允许的。”……会上的发言都汇聚成一个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资本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不符合中央精神，不能再搞了。这样的争论在芜湖会议前后都有发生，从中央到地方都有。
在关键时刻，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和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方实行起来，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省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量增加很大。《凤阳花鼓》里唱到的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实行了大承包责任制，一年来也翻了个身，改了个样子。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万里后来感慨地说：“总之，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
1981年3月11日，万里来到农业部，对过去一个时期农业部的工作，特别是一些领导，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建议农业部门领导到农村去看看，“我们有些人工资挣了，饭碗也撑得住了，却凭着旧的经验和主观想象，留在北京讲利弊，这样不好！一定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否则思想认识就难以统一。”这次批评，成为中央分管农村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思想转折点。
大批领导干部深入农村、深入群众，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1982年1月1日，中央下发指导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和家庭承包经营制都是生产责任制。1985年，人民公社体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孟晓苏曾对万里说：“农村承包制是你发明的。”万里摇头说：“我怎么可能发明？是农民发明的，我只是支持农民而已。”这种支持的背后是勇气和决心。当历史的潮流冲到这里时，他勇敢地打开了闸门，改革的潮流从此再也没有回头。
2002年春节，万里最后一次去广东。这一趟，他只见过三个人，一个是病重的“老伙伴”习仲勋，一个是“老相识”任仲夷，最后一个是在深圳莲花山上。万彪搀扶着85岁的父亲走上台阶，来到邓小平铜像前。万里让儿子放下搀扶，独自手捧一束鲜花站在寒风中，凝神默念了一会儿，深深鞠躬。“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敬佩、这么怀念一个人。”（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环球视听演播室 郑心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