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突然来到浙江东部，袭击了舟山群岛的佛教圣地普陀山。他们不仅洗劫了数座寺庙的所有财产，还将院内的大钟拿走，带到了位于巴达维亚的总部。对于熟悉西方早期殖民史的读者来说，这一不寻常的举动似乎有些奇怪。因为除了香火旺盛的寺庙外，该地区并没有繁荣的港口和贸易市场。
但回顾当时舟山群岛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的形势变化，我们便能洞悉事件背后的隐情，这些临海而建的普陀山寺庙，极有可能与台湾郑氏家族与日本幕府的贸易有关，因而成为荷兰人攻击的对象，并得到名义上统治该地区的清朝的默许。
常常被遗忘的普陀山
17 世纪荷兰人对浙江省和舟山群岛的描述
早在欧洲人初涉远东之时，便对普陀山的宗教圣地地位有所了解。最迟在1540年代，位于舟山群岛南端的六横岛已成为无数葡萄牙冒险家向往的双岛港，他们经常以私人团体的形式前往，与来自闽越、吴越、日本、琉球的海上商团完成贸易往来，少数人甚至继续北上，目睹了山顶寺庙中竖立的佛像，这些佛像被零零碎碎地记录下来。
然而，在严格执行海禁政策的明朝中前期，始建于唐代的普陀山却多次遭受整体破坏。早在1386年，朱元璋为争夺天下，便下令手下焚毁岛上寺庙、毁掉佛像，以镇压宿敌方国珍的旧部下。虽然1488年寺庙得以重建，但由于官军与倭寇频繁发生冲突，1522年以后，普陀山很快又大规模荒废。此外，1548年，六横岛双屿港也被明军摧毁，地广人稀的舟山更是无力支撑普陀山圣地的供养重担。直到1605年万历皇帝即位后，缓慢的复兴进程才终于开始。 此时，葡萄牙商船已经有了非常稳定的澳门至长崎航线，不再需要经停舟山。
明军奇袭双屿岛前后，普陀山因局势混乱，再次被废弃。
相比之下，后来抵达的荷兰人对探索浙江东部沿海的动力就更小了。尤其是在他们抵达远东的初期，他们主要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竞争对手作为主要目标。因此，几乎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局限于广东和福建，旨在夺取澳门，切断厦门到马尼拉的白银供应链。然而，当地郑氏家族的突然崛起，让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根据地开始变得岌岌可危。虽然双方并没有立刻撕破脸，但双方在海峡两岸和日本市场上已经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只不过当时前者忙于融入明朝的官方经济体系，而后者则致力于排挤印度、锡兰和南太平洋群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手。于是他们维持了短暂的和平，暂时忘掉了北方的普陀山。
但一切平衡都被明朝的最终灭亡打破。1645年，大批清军沿大运河南下，迅速而轻松地灭掉了毫无战斗力的南京福王政权。远在福建的郑氏集团，迅速建立了以唐王为核心的隆武政权，直接成为小朝廷的中流砥柱。但包括领袖郑芝龙在内的几位领军人物，却只把扶植南明当成发展壮大自己的风险资本机会。于是他们利用福建地方派与浙江潞王政权的内在矛盾，以反清复辟的名义北上，以军事屯田的方式占领舟山，并试图以财政补贴的方式牢牢控制对方。结果，他们与扶植潞王的浙东地方派发生冲突，以致在临敌不利的情况下，还爆发了岛内内战。
南明潞王政权，以舟山、浙江东部为主要疆土
当然，对于长期处于幕后的舟山群岛来说，乱世的到来也是它们再次发展的契机。在经历了难民大量涌入的艰难时期后，许多荒废的岛屿被重新开垦。坚持抗清的浙东义勇军也需要通过贸易等方式获得生活物资。因此，浙东与闽越之间的海上航线被重新打通，辐射范围扩大到澳门、台湾和日本。尤其是后者，自古以来就与当地有水路相连，一度被南明视为最大的援救对象。无论是以浙东人为主的陆王政权，还是以福建人为主的唐王势力，都曾派人到德川幕府借兵、索要军火。至于与日本早已有交情的郑氏家族，更是在这样的外交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活跃。 虽然最后没有等来日军的增援，但却更加坚定了他们保住日本市场的决心。
1651年，清朝水师在舟山海战中大获全胜，从而成功将这片位于浙江东部大陆外的孤立群岛纳入其统治。然而，沿海屡屡走私，仍让小股叛军继续存在于岛礁之间。唐朝政权覆灭后，南方的郑氏集团不得不退守厦门、金门再战，便不断将商路连通当地。在此背景下，一向为佛教圣地的普陀山地位飙升。由于地理位置位于群岛最东端，定期巡航不容易被水师彻底封锁，再加上岛上土地全部为寺庙所有并管理，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反清势力的走私中转站。
清朝水师登陆舟山群岛
多方联手采取补救措施
古普陀山地形模型
其实早在公元1世纪佛教刚离开印度时，寺庙就是洲际中转站，有自己的商贸站。大批僧人带着他们的商贸制度和信仰，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到中亚、东南亚，最后进入中国，成为拥有相当特权的地方庇护组织。其中水路部分就是普陀，一处依山傍水的东南沿海圣地，香火兴盛，一直传承至今，成为全国各地景区重要的旅游资源。
但北宋灭吴越国、南汉之后，沿海寺庙的特权大打折扣，而后伊斯兰商人从印度、东南亚赶来，使远东地区残存的佛教商业体系陷入瘫痪。但依靠朝廷的补助、香客的捐助或自有土地的供养，他们仍然拥有比普通村落更强的经济实力。僧侣中也不乏精通医药、文学、翻译和冶炼技术的技术人才，力图与周围世界保持和谐，维护自己的土地。尤其在四面环海的山地岛屿上，寺庙的生计和自给自足能力更加突出。明清改朝换代带来的特殊时刻，也彻底激活了隐藏已久的商业功能。因此，当清廷于1655年开启大规模海禁时，也反过来强化了普陀山的经济地位。
普陀山位于群岛偏远的东部。
与此同时，受困厦门的郑氏集团因海禁的影响，境况每况愈下。最终，年轻气盛的第二代领导人郑成功被迫铤而走险，于1659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北伐。他们由张皇彦率领的浙东将士率领，沿途短暂占领了舟山，战火一度蔓延到长江中游附近的芜湖。但随着郑氏主力在南京和崇明岛溃败，清军重新控制了群岛。唯有普陀山凭借圣地优势维持现状，继续充当海禁铁幕下的一小片缺口，为少数浙东义军维持物资供应和对外联系。 只是由于1661年清廷再次加强海禁规模，才很快表明这只是杯水车薪，而且愈发困难。
1662年，走投无路的郑成功终于把目光投向了台湾的荷属福尔摩莎领地，趁着驻军松懈、东印度公司不作为，成功将热兰遮城变为自己的东宁府。然而，依然坚持留在温州海域的张皇彦却对这一选择颇为不满，认为这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浪费了增援西南桂王政权的宝贵时间。言下之意是希望对方继续给予支援，让自己的部队至少能在舟山站稳脚跟。但站在郑氏集团的角度，这样的要求无疑难以获得多数成员的赞同。
郑成功率军登陆台湾
当然，台湾岛控制权的易主也彻底断绝了荷兰人与郑氏集团的关系。当时，东印度公司已成功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马六甲、锡兰和香料群岛的贸易基地，并利用岛原之乱的不利影响将其赶出日本。结果，每年至少有七艘大型商船要经台湾海峡访问长崎。完成横扫后，郑氏集团已完全拥有封锁其商船的地理优势。同时，移居台湾的福建商人受海禁的影响，对日本市场的依赖性增加，并继续利用旧有关系与日本的荷兰人保持竞争态势。因此，他们也有充足的动机拦截海峡内的东印度公司商船。于是，巴达维亚当局迅速向控制大陆的清廷伸出了橄榄枝，并积极组织舰队准备反攻台湾。
1663年，17艘武装商船在舰队司令博尔特的率领下驶往福建，途经台湾北部的基隆时，特地派遣300名水兵收复被东印度公司废弃的旧堡。至此，东印度公司正式展开自己的补救行动，并在当年冬季的海战中帮助清军攻占了厦门、金门两岛。作为集团第三代领导人，郑经为了继承权，不得不彻底放弃大陆沿海，集中全部精力回到台湾发动内战。后来，他更担心当地气候恶劣、物产贫乏，不得不招募英国和西班牙商人到自己的领地做生意，艰难地维持自己在日本市场的中间人角色。
荷兰台湾和长崎出岛贸易站
大钟的悲伤传说
出现在日本长崎的荷兰和中国商船
至此，东印度公司与郑氏集团的摩擦与纠纷沿着商路向北延伸至舟山群岛。虽然前者的大型帆船具有续航能力的优势，可以不经停地从爪哇直达日本，但后者的船舶技术相对落后，而且由于货物匮乏，部分产品不得不从浙江东部走私到内地。因此，长期未受战乱影响的普陀山便成了荷兰人眼中众矢之的。
1665年，博尔特率领武装商船队再次来到基隆，同样瞄准了北面的普陀山。虽然这次劫掠没有荷兰人兵力的记载，但他们的规模和火力无疑比这座寺庙密集的小岛上的僧侣们要强。即便郑经在那里安排了武装守卫，在巨大的缺口之下也难以挽回局面。于是登陆者在岛上肆意横行，先是用舰炮摧毁了山顶的观音像，随后又放火焚烧了主庙普济寺的主要分院建筑。同时，他们还不忘将各寺庙收藏的金银财物和文物全部洗劫一空，其中还包括法雨寺的一口大钟。随后他们将其带回巴达维亚，悬挂在城门上作为战利品向公众展示。
东印度公司的舰队畅通无阻地航行在远东
面对荷兰人的挑衅，满清王朝和海峡两岸的郑氏集团都无法给出正面回应。前者正值康熙皇帝登基之初，内政外交大事都由鳌拜等大臣把持。相比于小皇帝后来事事亲力亲为，这些满族旧贵族的作风更加随意，比如他们纵容吴三桂、尚可喜、耿继茂等汉族藩王势力，强调因地制宜、借人之力。赤毛蛮人的所作所为无疑帮助他们削弱了对手，自然也没有追责、讨要说法的意思。后者则因台湾当地木材品质不佳，已经无法制造合格的大型海船。 他们只能于次年派遣40艘小船+6000名士兵+4门大炮，围攻驻守仅300名欧洲雇佣兵的基隆，结果屡屡受挫，只得退守南方，以谋长远之计。
1668年，东印度公司出于经济回报的考量，撤回了驻台武装人员。被困东宁府的郑经也放弃了成本高昂的浙东走私行动，转而直接从日本招募商人入驻基隆。但最终还是没能在岛内市场上压倒荷兰对手。在这一轮动乱中被毁的普济寺直到世纪末才得以修复。被掠往巴达维亚的大钟也在1699年的地震中埋在废墟之中，直到1724年才被当地人重新发现，并由移民到当地的福建商人赎回，最终于1729年由荷兰商船运往广东，几经周转后重新摆回法雨寺。
荷兰人描绘的中国寺庙和雕像
此时，参与突袭的士兵大多已战死，联合起来造成惨剧的各方势力也基本停止了活动。坚持斗争的张晃彦，早在1664年就因心灰意冷而解散了部队，不久后被政府逮捕处死。而默许整个事件的鳌拜等满洲旧贵族，也未能在残酷的宫廷内斗中幸存下来。郑氏集团甚至在1683年，也就是郑经死后不久，被老部下施琅灭亡。至于匆匆而来的荷兰船员，也彻底失去了海上车夫的荣誉，转而成为崛起大国的战略追随者。
而以普陀山为代表的整个群岛呢？又经历了一次跌宕起伏的过山车之旅！自1684年清廷因郑氏灭亡而暂停浙东海禁，后又将舟山作为鸿茂阁所在地招待英国商船。直到1557年乾隆皇帝即位，帝国才被迫闭关锁国，规范内部布局。虽然普济寺等佛寺香火依旧兴盛，但早已无法从根本上推动岛屿的经济发展。所谓帝制悲哀，大抵也不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