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沿岸城市的现代化与城市帮派的兴衰（下）
周武
长江沿岸城市进入近代化的时间不同，城市规模、行政布局、生活方式等各有不同，各城市帮派组织的演变也有所不同，但都受到近代中国社会演变总体趋势的影响，长江沿岸城市帮派的演变仍然呈现出大致一致的阶段。
2. 城市帮派的演变及其功能变化
长江沿岸城市进入近代化的时间不同，城市规模、行政布局、生活方式等各有不同，各城市帮派组织的演变也有所不同，但都受到近代中国社会演变总体趋势的影响，长江沿岸城市帮派的演变仍然呈现出大致一致的阶段。
1.胚胎期
不论上海、汉口、还是重庆，早在近代前期就存在着各种不同名称的帮派。如上海开埠前，上海就有塘桥帮、庙帮等名称的帮派。至于从外地传入上海的帮派，则派系林立，其中以小岛会势力最大。特别是在开埠之后，原本作为上海支柱产业之一的沙船业受到外商船业的强烈冲击，与之相应的，主要依靠航运业为生的闽粤水手和本地水手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沦为流民，他们成为帮派兴盛的推动力，形成了天然的社会基础。
进入近代以后，各种帮派相继在长江沿岸城市扎根，开始建立自己的网络组织，一些城市的帮派甚至以大规模的暴动来显示其强大的社会基础和不可忽视的群体力量，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总体上看，在太平军挺进长江流域之前，城市帮派还处于萌芽阶段。
2. 洪水期
太平军挺进长江流域后，长江沿岸城市中的帮派进入扩张、泛滥时期，渗透到对峙双方：大批帮派势力被太平军的威望所吸引，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太平军，与太平军纠缠不清；有的帮派借太平军凯旋之机，吸引清军主力，公然反抗政府；有的帮派被清军特别是湘军所吸收，如湖南省鲍超军营就是例子。 王允在《湘军志》中说：“哥老会发源于四川，流浪者团结如兄弟，危难之时，誓相相助。大军出征时，鲍超营中就有不少四川人，湘军中也有不少。”左宗棠也说：“鲍超本是四川人，但居湘时间最长……他所部多为猛兵，川、鄂哥老会匪寇亦混杂其中。”也就是说，四川鲍氏兄弟在左宗棠的部队中，也是颇有势力的。宫宝琛给盛宣怀写信说：“我曾随左文祥西行，见所辖蜀军十营，官兵皆为匪寇，全军探子去拜见营长，营长去拜见统帅，人人都称他‘大哥’，却无人称他‘先生’，此川之根也。” 大渡河边活捉石达开的重庆镇将军唐有庚，自称“大哥”，江湖人称他为唐茂鼎。后被押往四川，任巡抚后，效忠清朝，被任命为提督。
《湘君志》的三个版本
当然，城市帮派也是在太平天国灭亡之后才开始蓬勃发展，成为城市社会中一股引人注目的力量。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解散营盘。1864年，曾国藩所率领的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为避嫌疑诽谤，便将湘军解散，令其复耕。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士，怎肯还乡耕种，出于愤慨、郁闷和无奈，又没有办法谋生，便加入了帮派。《官场揭秘》说：“历代曾被举荐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全都停止了工作，没有办法谋生。许多副参赞，变得极度贫困，被授予了直隶，挨家挨户地推销。这时，只要有人出一百两铜钱，便能得到一品、二品官职，这官职也是一文不值。”《中国秘密会党史》说：“湘军剿灭粤匪后，便撤营盘。” ，陷入困境，于是便组织各种团体，哥老会便开始兴盛起来。除了那些担任水师将领的，陆军将领外，其余的都从事赌博和抢劫。虽然这些记载未必完全可靠，但应该说，他们的起源是他们原本是士兵，他们还是和士兵联合的。据说江南巡抚杨金龙是哥老会的首领，左宗棠和曾国权都被迫成为“大龙头”（哥老会的首领）。军队的解散，导致长江流域帮派势力迅速膨胀，特别是哥老会。随着湘军等清军的解散，数十万士兵得不到妥善安置。再加上破产工人——流浪者的数量急剧增加，帮派势力迅速膨胀，活动也更加频繁。 俗话说“匪势渐盛，民心渐衰。”1879年，四川巡抚丁宝桢在剿灭“匪患”上书说：“军起之后，匪患与流民、散兵相勾结，全省土匪猖獗。
就拿成都十六县来说，过去一年，报案的枪杀案不下百起，而且很多都是隐蔽的，甚至方圆一里多地都有抢劫的案件，如果省内尚且如此，那外县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更难说的是，土匪天天抢劫杀人，官府也管不住。结果当地粮食丰收，知道官府不能保全百姓，就不怕官府而怕土匪了。时间久了，勾结土匪成了习惯，有钱人家的子弟甚至捐钱典当帽子。结果土匪越闹越大，民心越来越低落，局势几乎失控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的包氏兄弟趁势而起，发展起来。他们名号繁多，人数众多，门类繁多，带“人”字的最早有“崇汉公”、“云龙公”，带“仪”字的有“永和公”等，多在清朝同治、光绪初年左右设立。公署中最常见的就是带“人”字的，名字也复杂。重庆共有十八个公署，各统领一方，不属于同一管辖。不过，也有一些老伯伯不是什么公职人员，或者是一个资历高、威望高的公职人员，可以成为“人”字的“掌舵人”，比如唐连江、余世高，还有后来的田德胜。仪组织成立之初，全城只有一个“永和公”。 各区称“永和公”，均由总公总管指挥；各地区称“礼余分局”，由总局“掌舵人”指挥。“直”字只有一个官职，称“直统社”。“信”字的官职称“五福堂”。两厅没有分局。据辛亥革命后连江出版的《包氏兄弟报》估计，辛亥革命前重庆五厅，包括江、巴两县的包氏兄弟，包氏兄弟总数约有三四万人。
太平天国地图
第二，太平军残部加入。南京沦陷后，太平军残部在清军的追击下，或转入地下，或加入各种帮派。很难统计出有多少太平军残部加入了帮派，但有不少迹象表明，太平军残部在帮派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例如光宣年间哥老会的反清起义，很多都是太平军残部策动或组织的。 据岑毓英《梵净山匪患全剿》记载，1875年至1880年间，在江永、马鞍山、梵净山等地发动起义的哥老会中，就有“长发”之人。1894年，湖南哥老会发动起义，其首领邓世恩“自称是广东叛军洪秀全余部，多年前已创立天地会，广招人入会，甚至自诩为两州天王”。太平军余部组织成帮会，无形中壮大了帮会的势力。太平天国的失败，客观上也使帮会势力受到重创，但太平军余部加入帮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帮会的势力。
第三，虽然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得以腾出手来对付黑帮，并逐步加大了严惩和镇压的力度，黑帮势力一度遭到严重破坏，但经过长时间的内战，旧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体系遭到了致命的破坏。处于风暴中心的长江沿岸城市的社会控制体系越来越弱化，呈现出一片混乱的景象。这给黑帮提供了相对有利的生存空间。因为秩序是黑帮的天敌。混乱正是黑帮大显身手的舞台。相关情况在第一节已经详细论述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帮派势力迅速膨胀。长江流域水陆交汇的城市码头，开始被帮派控制。到19世纪末，不仅汉口、九江、安庆、芜湖、南京、镇江等城市成为帮派活跃之地，就连湖南常德，湖北沙市、樊城、老河口等小城镇，帮派势力也十分活跃；就连安徽大同附近长江上的小荷月岛（俗称荷叶岛），也是帮派势力林立。帮派结伙，“四海皆有”。而且，沿江城镇的帮派虽然各有地盘，但相互之间又相互联系、盘根错节，有“沿江港口帮头目皆团结”之说。 由于沿江城市帮派联合，声势浩大。清末，长江城市带发生的大事，几乎都有帮派势力的参与。如1891年席卷长江五省数十个城镇的所谓“长江事变”，就是由哥老会策动的。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认为，长江事变“有一部分是帮派所为”。主谋、闲人，纷纷效仿，直至人多起来，才成了大案要案。
帮派在长江沿岸城市的扩张，引起了新兴的现代政党的密切关注，他们视帮派为可以利用和依靠的现成组织。早在上世纪初，唐才昌就与林桂、秦立山、吴履真等人“合组帮派”，计划利用帮派在长江沿岸发动起义，并联络长江沿岸的帮派，组成自力更生的军队。帮派的存在，使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更加活跃，帮派几乎每场战斗都有帮派参加，甚至一些革命党人在组建革命团体时，也借用和模仿帮派的组织方式和走访方式。1904年，白文蔚、陈独秀在安徽创办越王会时，会员入会方式都是以地下方式宣誓（焚香读誓词），是绝对秘密的。 应该说，黑帮在中华民国的成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陈独秀
3. 发育分化期
辛亥革命后，帮派以革命英雄自居，在各地军政府、军队中与革命派斗争，企图把民国变成“洪家天下”，把军政府变成“阁老政府”，还策动、组织了一系列暴乱，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革命派曾试图把帮派改造为进步合法的社会团体，但帮派固有的恶劣性质阻碍了这一努力，于是革命派与帮派发生了很大冲突。与起义军的联盟基本破裂，转而采取镇压政策。在长江流域，各省军政府都发出了极其严厉的“剿匪”布告。 江西巡抚李烈钧上任后不久，便发出了“以暴制暴”的宣言：“治国，当以安民治国为第一要务，先除暴。叛徒朱氏（指朱翰涛）已枪毙，其余人等，应予诛杀。”图谋叛乱的盗贼仍在抓捕，凡是扰乱治安、扰乱秩序的，立即严惩。治乱国，用重刑。这其实是巡抚止乱的苦心，并非为了严惩，也并非为了震慑百姓。虽然现在省城比较平静，但各州县抢劫掠夺的事件仍不时传出。这场灾祸的根源，就是洪江会、三分会、自强会、联合会、哥老会等，都是私自组织起来扰乱治安的。 虽然各会的起源都是为了对付清朝，但如今我们收复了汉地，还了汉族主权，各会的目的都已达到，所以应该取消会名，大家各自谋生，共同推进文明。而且洪江、三店匪徒的目的就是敛财，其结果足以造成国家混乱。最近孙总统下令，一切匪徒，除了具有政党性质，可以自由集会的，其他秘密会社一律解散。三店、洪江之名，已经没有存在的资格了。这位总督上任以来，屡次发出通知，要解散秘密会社。然而，尽管他言辞恳切，他们却不听劝告。最近发生的抢劫抢劫，无一不是洪江这样的匪徒干的。……如果不认真镇压他们，当地如何维持秩序？地方行政官员、将领随时要查处，随时要抓人。 凡扰乱人民生命财产者，应拘捕、举报，并随时予以示警开导。“整肃”，黑帮势力，特别是沿江城市的黑帮势力，受到重创。许多黑帮头目开始转变活动，寻求在新的政治体制下生存之道。于是，所谓黑帮组织起来，从民国初年的中华民国协进会、社会改良会，到四十年代“文革”时期的中国洪门民治党、民治建国、中国新社会福利建设会等全国性黑帮党组织的成立，可见民国时期黑帮法人化的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但是，即便到了民国后期，法人化的黑帮也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然而民国以来，政局始终不稳定，经济秩序混乱，社会变得畸形无序。黑帮在新的政治体制下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镇压，反而愈发猖獗，一方面蔓延至体制内，一方面黑帮势力大举渗透体制，另一方面又与体制外各种势力联合，黑帮势力空前强大，无处不在，成为各种政治势力拉拢的一股力量。黑帮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寻求生存，在革命过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裂：有的分地盘自保，有的与军阀土匪勾结，有的投降帝国主义，有的转型为黑社会势力，甚至还出现了“汉奸帮”助虎视眈眈。 此后，无论是国共两党都对黑帮，特别是长江沿岸城市的黑帮采取了一些政策。国民党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也对其加以扶植和纵容，“使得黑帮活动日趋公开，发展得异常空前，进入党、政、军、警、宪、特务等部门，在工商界、劳工界、文艺界、新闻界的势力和影响也大为增加。”尤其在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长江沿岸大城市，黑帮势力与各种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已经到了你我难分的地步。与此同时，不少黑帮头目也逐渐成为社会上的“名人”、“大亨”，他们所发挥出来的威力，远远不是会党时代的黑帮头目可以比拟的。 总体来看，与晚清相比，民国时期帮派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活跃，更加猖獗。 据1946年出版的《青帮志》记载：“此乃无言通。青帮在当今社会的巨大潜力，人尽皆知。其分布之广泛，中国各城市都有帮派。近些年来，此风气愈演愈烈，势力之大，黑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加入帮派，否则，在社会上立足不住。党、政、军、农、工、商界人士也大多加入帮派。抗战前，帮派在上海盛行，抗战时期，在内地亦盛行。只要熟悉帮派情况，做任何事都游刃有余，法不离手，由此可见帮派的强大，但帮派的“反社会”性质，与现代政党和整个国家体制追求的目标截然不同：现代政党以治国为目的，治国之本，是社会秩序。 作为体制外的力量，黑帮始终是一股与体制相悖的力量，是制度化和秩序的天敌。这一矛盾在于，政党与黑帮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所谓的“合作”也不过是互相利用的一种形式。于是，就有了限制、取缔黑帮的措施。由此开始了一段衰落时期。
黄金荣
4. 衰落
抗战胜利后，长江沿岸城市帮派势力不断扩大，帮派组织又开始活跃起来，许多原来转移到“大后方”的组织又卷土重来，如上海的横社、下义社、红星会等。此外，还有一些新的帮派出现，如1946年6月在上海成立的荣会，其成员来自全国军政、工商、农矿、文化等各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帮派头目凭借与国民党的关系，合法——甚至用非法的手段进入地方议会，然后以所谓的人民代表的身份四处游说，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1945年冬举行的第一届重庆市议会选举中，重庆包氏兄弟占据了80%以上的席位； 在1946年的上海市议会选举中，杜月笙帮占据了总共181席中的50余席，其他上海帮派头目如黄振石、金九林、金廷荪、顾竹轩、陈培德等也纷纷转型当参议员；汉口市参议院成立时，不少帮派头目也进入参议院，如武汉红帮头目杨庆山、台华山核心成员刘连科等均在其中。在地方参议院选举成功的感召下，帮派的政治野心日益暴露。 重庆包氏兄弟首领冯石柱曾公开宣称：“我们包氏兄弟今后要在这个城市扎根，不管我们任、易、李三兄弟在什么地方活动，都要继续操纵地方选举，把持地方政权，以后还有别的目的，不便明说。如果下一届，从参议员、市长到区长、副区长、区代表主席、保甲长、调解员等等，都要从包氏兄弟中选拔，否则就把他们逐出包氏家族，并处以其他方式处罚。”包氏兄弟甚至不满足于控制整个重庆市，他们企图建立“全国红帮总部”，即所谓的全国帮派、政党团体。 1946年12月魏居贤在《纲》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构想，其中说：“在重庆，虽然有仁字总社、义字总社、里字总社（直字总社），但‘信’字只是名义上的，因为‘仁’社多士，‘义’社多武士，‘里’社已杂，‘直’、‘信’已归入‘里’社。其实总社并不统辖各支社，各支社各自独立。任、义、里三总社应在重庆组织包氏总社，各大县市各组织包氏总社，这些包氏总社再组织全国性的红帮总社。红帮总社统辖各省、市、区包氏总社，各包氏总社统辖仁义里三堂总社和各支社。这样，就有一个体制了。”并在活动中掌握权力！”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黑帮头目们开始筹划组建全国性的黑帮政党，并相继成立了一批全国性的黑帮政党组织，特别是1946年10月成立的中华新社会建设协会（新会），在国民党军情局的掌控下，迅速扩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组织网络，并极大地刺激了其他黑帮组织的恶性扩张。
魏菊仙的《中国黑帮》
黑帮组建全国性政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有效控制黑帮势力，更重要的是以“合法”的方式介入选举，进入政治中心，夺取更大的政治权力。新兴势力的扩张势必威胁国民党内部既有的政治平衡，引起国民党内部的警惕和严重不安。于是，新会等黑帮组织自然成了舆论批判的对象。一方面，国民党对国民党的扩张产生了强烈的反弹，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省市政府和省参议院的强烈要求下，曾经风靡一时的新会遭到取缔，其他黑帮也受到了影响。国民政府不同程度的打压开始导致其走向灭亡。
随着政治形势的大变化，原依附于国民党政权的黑帮组织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有的帮派自行停止了活动，有的则自觉接受了共产党的改造，当然也有一部分帮派组织仍然顽强抵抗，全国解放后，经过解放军和公安部门的镇压取缔，建立和巩固了基层人民政权，基本解决了失业和民生问题，困扰中国社会几百年的黑帮终于被彻底铲除。
沿江城市帮派的活动形式多种多样，他们通过结社、密会、标榜义气等方式，从事贩毒、赌博、走私、斗殴，甚至结伙、抢劫、相互谋杀等犯罪活动，有的甚至还搞抓人、诈骗、吃人等所谓“七十二帮”，无所不用其极。当然，一些帮派头目也会以个人名义参与一些慈善工作，如捐米、发药、捐钱等，但城市帮派演变的每一个阶段都触及帮派的生存基础，因此必然影响城市帮派的存在，特别是其活动。组织的功能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功能变化，就其趋势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随着近代工商社会的发展，城市帮派开始大规模地从事商业活动。如重庆包氏兄弟在社会上的职业活动，多集中在客栈、酒楼、茶馆、酒店、影剧院等行业，许多码头有名的包氏兄弟都是大酒店、茶馆或酒楼的老板。因为这些行业适合包氏兄弟的活动，而且容易隐蔽，对包氏兄弟以外的人就很难管理。上海的帮派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哪里有暴利，哪里就有帮派。 他们几乎垄断了各类非法经营活动或者以“合法”为幌子的非法活动，例如贩毒，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自己积累起来的财富，渗入娱乐业、金融业、工商界等，巩固和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成为“上海帮”的“经济本质”，在长江沿岸的其他城市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这与前近代时期的帮派以及乡村帮派有着天壤之别。
上海著名人物余洽卿
（ii）杨氏河沿岸的城市一直是现代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裂缝中幸存下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扬兹河沿岸的团伙开始表现出协会的趋势，试图使他们的存在合法化，并将其合法化作为一种介入真正的政治行动，并将wang Puppet and vary by vary by vary by vary byre，帮派实际上是一个不受控制的组织。 帮派与真正的政治力量不同化，而是出于其他目的，即分享真正的政治力量，而不是因为他们爱他们，而是要改变他们的力量，并使他们更加强大。一方面，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一方面，团伙不可避免地会被政治化，也就是说，他们参与了各种政治活动，大力渗透并扩展到政治层面，甚至干预了权力的实际行动，另一方面，帮派本身也会受到政府的影响。
（iii）团伙正在成为帮派。上课，不受PAO兄弟的批准。 “自从王朝以来，帮派变得越来越多，各种帮派规则正在逐渐削弱。一些犯罪活动最初逐渐成为帮派的组织行为，并且变得越来越严重，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变得越来越严重，变得越来越多，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组织Co co和赌场，控制水和土地码头，签约建筑材料，控制船和轿车椅子业务，压迫其他小事，等等。一些帮派成员成为土匪，抢劫商人和旅行者，绑架人，并杀害了一些造成的故事，造成了一些造成的烦恼； 他们为善良的兄弟而作弊，杀人，杀死了各种各样的邪恶。在现代城市空间中感到羞耻，这反过来又加剧了现代城市社会生活的发病率和畸形。
待续
（本文摘自周吴的“外围创建中心：上海和江南的历史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
历史上的吴（Zhou Wu）于1989年毕业于中国师范大学。 ，上海研究期刊的主编，同时担任世界官方学研究所的副主任和东方师范大学的博士主管。 - 主持人）。 他撰写了数十篇论文，包括“革命文化的兴起和城市文化的演变”和“中国讲西班牙语世界中的中国研究的范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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