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恩特贝格·J, 克里斯托弗·K, 艾娃·M·S和格雷格·T,二零二零年, “审计公司薪酬机制是否关联审计水准？”, 当代会计研究, 三十七卷一期:二二八至二四四页
内容提要：审计机构的薪资制度明确了合伙人的报酬标准，合伙人的收入包含两个部分，即基础工资和浮动收入，浮动收入通常依据审计机构的盈利状况进行调整，这种关联性存在引发审计工作质量问题的风险，本文借助德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开发布的审计机构信息公开文件，对审计机构的薪资制度与审计工作成效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探讨。本项研究指出，会计师事务所的盈利额度大小及其收入分配方式，对审计作业水准具有明显作用，当盈利额度较低且浮动报酬占比较高的情况下，审计作业水准更不理想。深入调查表明，审计机构体量不属于中等规模的情况下，合伙人那部分不随收益浮动但与审计水准关联的浮动报酬制度，比如处理管理事务、参与学习或执行招募等非经济手段，能够减轻利润微薄状况和高额可变收入对审计水准造成的负面后果。
研究动机
制定科学有效的薪资制度是机构的一项关键且颇具难度的职责(Lazear and Oyer 2013)，需要周全考虑，难度较大，备受关注。已有研究证实，支付方案对于个人及组织成效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一点在多项研究中得到验证，包括Lambert and Larcker (1987)，Banker et al. (2013)，Marks (2001) 以及 Burke and Hsieh (2006) 的成果。不过，针对审计机构薪酬制度的研究却相当匮乏。有研究者考察了利润池体量对合伙人收入分配的作用，指出在众多情形中，会计师事务所会依据不同的利润池体量，给予合伙人相异的收入。为拓展此领域的研究，本文通过分析浮动收入与利润池体量对审计水准的作用，研究会计师事务所的薪酬制度对审计水准的作用。
理论框架
利润分布状况由利润池反映，小利润池的收益规模不大，收益来源比较单一，通常只依靠某个主要客户维持，并且负责薪酬分配的合伙人数量有限，大利润池的收益规模可观，收益来源更加多样化，负责薪酬分配的合伙人数量较多。通常情况下，审计总部的盈利集合是主要盈利集合，而各个审计分所的盈利集合是次要盈利集合。本报告认为，针对次要盈利集合的薪酬制度，比针对主要盈利集合的薪酬制度，更能激发个别合伙人为审计总部创造收益。首先，在较小的盈利集合里，合伙人对于同行的个人了解更加深入，能够察觉到哪些同事更加尽职尽责，从而有依据地划分收益。其次，他们为达成目的所投入的精力，与个人资产之间的关系更为清晰，这一点有研究数据佐证(Huddart and Liang 2003)。大型利润池中的审计师只拿到总利润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就诱发了他们可能出现的“搭便车”心态，进而使得审计人员对审计公司盈利能力的贡献度不够(Alchian and Demsetz 1972；Knechel et al 2013)。
小规模的盈利集合也可能对审查水准带来不利后果。首先，这种盈利集合会削弱检查者的中立性。Trompeter在1994年的研究中指出，当合作者的报酬与大客户贡献的利润高度关联时，检查者的中立性和审查水准可能随之下降，原因是项目收益很可能源自少数大客户。监管不足时，这种情况或会波及审计水准，此点有研究佐证，如Hay等人(2007)所述，Holmes与Zimmer(1998)亦然，Burrows及Black(1998)亦持此见。
制定薪资制度时，必须权衡收益总额，审计机构还须确定薪资的构成，也就是在划分利润时，合伙人收入里多少比例属于浮动部分。已有研究证实，浮动报酬能够对经济效益产生正面作用，比如有助于提升员工表现水平，相关文献包括 Marks 2001; Bonner and Sprinkle 2002; Burke and Hsieh 2006。然而，这类报酬确实能提升职工的积极性、付出程度以及工作成果，不过针对公开上市公司的探讨显示，过高的驱动力亦会提升企业高层的利润数据粉饰可能性，这一点有Burns和Kedia（2006年）以及Armstrong等人（2010年）的研究为证。
调整后的薪酬制度会提升审计团队对被审计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视程度，此举与利益驱动型模式相符。然而，这种盈利水平未必源于审计水准的改善，更可能是得益于小规模利润来源的客户约束。薪酬方案围绕小利润来源构建，合伙人收入中与利润关联的浮动部分受大客户利益的影响，为维系与大客户的合作关系，审计的客观性可能遭受损害，最终导致审计作业水准下降。如果调整薪资的比重不大,这种后果或许会轻微一些。相应地,如果薪资方针是按照丰厚的利润总额来规划的,合伙人那部分可变薪资的占比会因参与分配的人手众多而被摊薄,其自主性不会遭受显著影响。由此,本文旨在探究微薄的利润总额、浮动薪资以及两者的融合是否会对审计水准产生影响,进而提出如下猜想：
低额的利润分配方案，浮动性质的合作伙伴报酬，以及这两项因素的叠加效应，都会降低审查工作的水准。
文献与贡献
（一）相关文献
1.合伙关系中的利润分配文献
审计机构通常采用伙伴制架构，类似众多专业服务机构，这种模式强调成员间的协作。根据经济学理论，伙伴关系体现为同行间共同负责任务、分享收益与分担风险的互动模式(Narayanan 1995, 896)。利润如何在合伙人之间进行划分，是合伙制企业的一个核心要素(Levin and Tadelis 2005)。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在1972年的研究中分析了合作经营体与以盈利为目的机构之间的长处和短处。合作经营模式的一个好处在于参与者在风险承担方面能够相互支援，这种特性得到了纳拉扬1995年观点的支持。合伙经营存在一个问题，个体付出的价值难以量化，由于合伙人成果体现的是团队所有成员共同协作的结果（Alchianand Demsetz 1972），因此，分派给每位个别合伙人的具体收益数额，无法直接明确地对应到该合伙人在整体合伙事业中的实际贡献程度。
除此之外，常见的合作模式，尤其是审计机构，形成了一种特别显著的委托代理关系。合作者既是委托方也是代理方。作为委托方，每位合作者都会积极地推动和监管审计机构同僚去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依据Huddart和Liang在2003年和2005年的研究。作为代理方，合作者必须为客户提供相应的服务。因此，审计公司的薪酬政策制定必须考虑合伙人角色的两面性。
2.审计公司中的多元化薪酬政策文献
现有资料证实，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制度多种多样，通常依据利润总额的多少来区分。利润总额的数额，很可能是促使合伙人积极工作并规范合作行为的一个关键驱动力。本质上讲，如果合伙人的收入主要取决于较小的利润总额，而非较大的利润总额，那么他们留住客户的意愿会更强，因为每个客户都意味着该利润总额中占比较高的份额。这也许会给审计人员带来更大负担，他们可能会为了维持与客户良好互动而牺牲审计水准。Trompeter在1994年访问了美国六家主要审计机构的首席合伙人，依据谈话记录，将这三家审计机构划为“利润空间有限型”，另外三家则归为“利润空间宽阔型”。海伊及其团队在二零零七年补充了研究，揭示出在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四年期间，新西兰的八家主要审计机构采用两种不同的利润分配方式。依据团队成员对自身状况的判断，他们把五家单位划分为“高额利润汇集型”，另外三家则归入“低额利润汇集型”。
明确分享的收益规模之后，薪酬制度还要说明收益如何在合作者之间划分。相关研究证实了会计师事务所存在可变报酬的现象。Greenwood等人（1990年）通过半正式谈话，访问了加拿大四家主要审计公司的合伙人及管理人员，以探究其企业的薪酬机制。他们注意到，每位合伙人都会获得固定薪资，还有与高额利润总额关联的年度浮动报酬。Knechel等研究者(2013年)借助瑞典四大会计机构个人税务记录，探究了个人合伙人收入的决定性因素。他们揭示，合伙人整体报酬同审计机构、单个审计师以及他们客户的相关属性相互牵连。同时，在四大公司之间，这些联系的程度差别很大。
3.多元化政策存在的动因文献
多种薪酬制度为何同时存在，这是由于恰当的薪酬制度能提升审计机构在专业服务中处理客户审计事务的效能。刘和西蒙尼克（2005）提出，审计机构会依据其发展策略来制定薪酬制度。比如，审计机构为满足跨国客户的需求而设立全球盈利集合体，就必须将各地合伙人整合起来协同工作。Hay及其团队在2007年的研究中指出，收益分享机制和会计师事务所客户群体的风险属性相互关联。当审计机构处于理想情形时，它们会制定恰当的激励机制，使其与机构整体目标相吻合。然而，任何审计机构都面临一个困境，需要在保证审计水准和追求最大收益之间做出抉择，这种两难局面是普遍存在的(Amoruso et al. 2010; Bierstaker et al. 2006; Öhman et al. 2012; Schneider et al. 2006)。以审计品质为首要考虑的会计师事务所，可能遭遇客户流失的困境，进而影响其收入来源(Trompeter 1994)。Blay(2005)的研究表明，一旦客户流失的可能性增大，审计人员在处理持续经营相关议题时，其立场与企业管理者的观点会趋同。
（二）本文贡献
这项研究拓展了有关审计机构薪酬机制探讨的领域，系首次从薪资角度探究浮动报酬占比和审计成效的关联性，研究发现，当合伙人收入与审计业务利润关联性较强时，可能削弱审计人员的客观性，从而引致审计水准有所下降。某些合作机构以及公益性质的操作（或许涉及处理公务事务、学习提升或人员选拔等非金钱方面的活动）能够减轻这种不良后果。
其次，这项研究考察了各种薪酬制度对审计机构的作用，增进了关于薪酬制度和经济效应的学术讨论。研究得出的结论显示，即便是在严密监管和同行间相互制约的背景下，薪酬制度仍有可能引发负面的经济影响。
第三，这项研究给会计师事务所的实际工作带来了帮助，特别是在设计合伙人奖金和监督措施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同时，研究结果也能促使现行准则的制定者、监督机构以及从业者，去深入探讨审计机构薪酬体系的设计方式，以及薪酬体系如何影响审计的最终效果。
研究设计
（一）样本
本文从德意志注册会计师协会获取了有关审计机构及其合伙人的资料。审计机构薪酬机制和审计机构属性方面的数据，系通过对审计公开报告进行人工检索而得。审计水准与控制参数方面的资料，源自汤森路透数据流/世界之窗数据库。删除了不完整的数据以及银行领域的记录，这项研究最终获得了2007至2013年期间总共505个客户企业年度的数据点。
（二）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
操纵性应计利润，可以评估审计水准，数值越高，审计水准越差。其计算方式如下：
2.解释变量
SMALL：代表虚拟变量。若合伙人收益与微小收益集合相关联，则值为1，否则为0。
VAR：合伙人平均变动薪酬比例。
（三）模型
实证分析
（一）主回归分析
本研究运用方法三，考察收益总额程度和薪资构成对检查水准的作用。未包含SMALL与VAR联合项的测算表明，SMALL的测算指标明显为正，VAR的测算指标明显为正，证明收益总额程度低、薪资构成中浮动部分占比大时，检查水准较差。计算包含交互项的回归分析表明，当数据中包含这两个因素的乘积时，DA和SMALL*VAR之间存在正向关联，但统计上的显著性有所下降，这表明在审计机构盈利能力较弱的情形下，若其员工薪酬构成中浮动部分占比较大，则对审计作业水平造成的不良影响更为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1.变量替换
接下来，本研究借鉴Burgstahler and Dichev(1997)以及Francis and Yu(2009)的研究思路，采用微利程度（设为虚拟变量，若“净利润/总资产”比率低于2%则赋值为1）来评估盈余管理行为，同时依据Carcello et al.(2000)的研究方案，选取是否披露持续经营公告的虚拟变量，以此替换原解释变量并再次执行回归分析，最终获得的结论与初次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完全相符。
2.排除客户的自选择影响
劳伦斯等人于二零一一年指出，主要受托审计机构与次级受托审计机构之间，在专业审查水准上存在的不同，或许可以归因于委托人属性上的不同。为了防止部分客户故意挑选审计机构从而影响结果，本研究将样本按利润池大小和薪酬变动性分为四组，即大利润池与小利润池、高变动薪酬与低变动薪酬，每组各占一半，然后采用3%卡尺半径进行配对，配对后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按SMALL变量划分的组别中，SMALL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SMALL与VAR的交互项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样地，依据变动报酬作为分组依据的样本里，VAR系数在百分之一置信区间内显著为正，SMALL与VAR的交互项在百分之十置信区间内显著为正，这两个发现表明，主模型中的效应并非源于客户自主选择的影响，其他距离尺度下通过倾向得分配对法得到的回归结果依然保持稳定。
（三）进一步分析
1.审计公司规模的影响
Huddart与Liang在2003年和2005年的研究中指出，合伙人之间的相互监察对审计成效有显著作用。小型审计机构由于组织结构简单，合伙人监督较为容易实施，而在大型审计机构中，合伙人之间的监督则面临更多挑战(Wyatt 2003)。大型审计公司为了保障审计工作的优质水平，往往需要在内部管理机制上投入更多资源。因此，中型审计机构或许会遭遇监管困境，利润总额和薪资体系对审计成效的作用更为显著。本篇将设立AF_NONMEDIUM这一虚拟指标，若审计机构属于小型或大型则记为1，其余情形记为0。模型增加了AF_NONMEDIUM与SMALL、VAR的交互项以及SMALL和VAR的联合项之后，统计分析表明，AF_NONMEDIUM与SMALL的联合效应呈现明显负值，AF_NONMEDIUM与VAR的联合效应也表现出显著负值，同时AF_NONMEDIUM、SMALL和VAR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同样为负，这表明在规模居中的会计师事务所里，利润库的尺寸程度以及薪资的构成方式对审计作业的优劣程度造成的不良后果更为显著。接下来，依据WPK（德国注册会计师协会，2015）的标准，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以及BDO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归类为大型审计机构，其余则归为中小型审计机构，同时增设两个虚拟变量AF_LARGE和AF_SMALL，分别代表审计机构为大型和小型的情况，并开展回归分析，所得数据依然保持稳定。
2.薪酬政策其他因素的影响
本篇研究的所有分析都基于一个基本前提，即合伙人收入水平的调整与公司所获取的利润直接相关。然而，合伙人的报酬变化也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他们承担的行政管理任务。为了衡量这些非财务因素对薪酬的影响，我们引入了一个名为ADMIN&QUAL的虚拟变量，当审计机构在制定薪酬方案时，将合伙人是否履行行政职责、审计工作质量达标程度等要素（这些信息可以从审计公司的公开报告中获取）纳入考量范围，该变量值设定为1，否则为0。在模型里加入了ADMIN&QUAL和SMALL、VAR的交互作用，以及SMALL和VAR的联合影响之后，统计分析表明，ADMIN&QUAL同SMALL的交互作用呈现明显负向效果，ADMIN&QUAL同VAR的交互作用也表现出显著负向特征，而AF_NONMEDIUM、SMALL和VAR三者之间的交互效应则没有明显统计意义，这说明审计机构在制定薪酬机制时，若将审计质量相关要素纳入考量，审计质量将获得显著提升。透明度报告对审计公司披露管理及质量举措并无硬性规定，审计机构一般不会明确指出具体目的，例如，报告或会提及薪资与“达成约定成效”相关联，本文未将未说明具体目的的审计机构纳入分析范围，因此，这部分结论在实践时或许存在不确定性。
我们研究审计事务所的薪酬制度如何影响审计质量,具体分析浮动薪酬与固定薪酬的比例以及利润分成基础规模(即合伙人是在小规模利润池还是大规模利润池中分享利润)的作用。我们基于德国审计事务所强制披露的详细薪酬制度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不同事务所的薪酬制度差异很大。我们观察到,在小规模利润池中分享利润和高比例浮动薪酬是审计师薪酬中与审计质量较低相关的两个特征。我们还发现一些证据表明,当合伙人更依赖浮动薪酬来分配相对较小的利润池时,审计质量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最为突出。在补充分析中,我们发现这些关联在中等规模的事务所中更为明显。我们认为这一现象可能源于这些事务所规模既不够大让审计合伙人有效直接监督彼此,又不够小而无法建立复杂的集中式监督体系。最后我们发现,将合伙人特定的非盈利相关绩效指标纳入薪酬结构,可以缓解小规模利润池和高比例浮动薪酬带来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