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1931年）芜湖特大水灾
孙东华
九十年前，民国二十年（1931年），我市遭受了罕见的特大洪水。那一年，沿江地区下了大雨。它从六月开始，一直持续到九月中旬。皖南山区山洪暴发。长江之巅倒退。内河水位暴涨。芜湖最高水位达到11.87米，整个渭口全部塌陷。面对大灾难，国民政府无力援助，灾民挨饿、患病，奄奄一息，酿成了世界大悲剧。
（1931年芜湖洪水场景）
民国时期由于长期战乱，军阀和当权政客无暇考虑水利建设。有些长年修建的堤坝又低又薄，年久失修，无法阻挡滚滚洪流。 7月24日，凤林圩、马浦圩最先决堤，境内28个主要圩也紧随其后。万春、竹春乡被洪水夷为平地。全县受洪水影响，面积2560平方英里，淹没田地总计2560平方英里。 498,700 英亩。在洪水的冲击下，房屋像儿童积木一样倒塌。据《大公报》当年8月中下旬多次报道的统计，倒塌房屋超过49.3万间。同时损失粮食267万余石、牛8000多头、各种农具数十万件。洪水影响了 399,000 人，其中 9,500 多人死亡。由于平原地区水深一般为2至3米，尸体无法掩埋，很多尸体只能绑在树上，以免被水冲走。西凉山一处，堆放着六百多具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有记者报道：“西河镇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雨，所有的土地都下沉了，到处都是饥饿的人的尸体，惨不忍睹。”
（1931年芜湖水灾）
城里的灾情同样严重，所有房屋和街道都被水淹没。 《民国日报》8月18日报道，“河水直灌市场，长街陡门巷口水流极其湍急”。从江口到西门的繁华十里长街，被水深近一米淹没。路面被冲毁，石板松动。无法推、拉、搬运或举起货物，行人也难以走动。芜湖长街上的商铺大多财力雄厚。民国八年（1919年）《芜湖县志卷五地理志》记载：“十里长街，圈内繁华，为江左第一”。这里也有很多好店。”水灾期间，商家损失惨重。比如，张恒春药店当年春天从上海采购了一批高档药材，价值42万两白银（相当于53.7万元银元）沿河堆放至仓库，连行人行走都不方便。被洪水浸泡变质，无法出售，造成损失21.3万元。这场灾难之后，百年老店张恒春受损严重，开始走下坡路，市内其他厂家也受到重创。例如，芜湖渝中棉纺厂，厂房、机器、原材料全部被水淹没，工厂主无法恢复生产。日夜焦急，工人们急需养家糊口。在股东的要求下，他们无奈将厂房租到了上海。安泰铁厂更名为“芜湖渝中英吉纺织有限公司”刚开始运营，仅仅半年就破产了。另一个例子是明源发电公司。当时，它致力于向城市地区供电。线路全部建在木杆上。设备简陋，街道狭窄，电线、电话线交错铺设，市民缺乏安全用电知识。因此，触电事故时有发生。民国二十年（1931年），事态更加严重，发生事件数十起，给明源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受到舆论强烈批评。
自古必有灾难、饥荒。堤坝溃决后，百姓缺衣少食，濒临绝望。起初，一些饥饿的人，比如万春圩等地的农民，可以把刚去的未成熟的稻穗砍下来充饥，但很快就全部被洪水淹没了。来自农村地区和邻近县的灾民纷纷涌入城市。他们大多聚居在八角亭、黄泥场、铁路岭和汽车站，每天等待救援人员发放口粮。城乡共有35万灾民急需粮食。许多受害者把婴儿送到托儿所，但没有地方容纳，只好在街上卖：如果婴儿被卖了，谁还想要婴儿？孩子被卖了！还有人私自卖女，夫妻分居，悲惨。
自古以来，凡有灾难，必有疫病。时值盛夏，到处都是污物。受害者暴露在阳光和水中，如果将他们放在锅炉上，流行病就会开始蔓延。少数医院和医生之家的门槛被寻求医疗的人们所突破。许多孩子发烧，每天都有十几人死亡。
面对这场重大灾难，国民政府和安徽省政府无力救灾。当灾民涌入市区时，芜湖成立了多个救援小组，个别团体开展救援行动，但无果而终。有的不分发救灾物资，有的成立没几天就解散了。国民政府防洪救灾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10个紧急救灾区，芜湖区就是其中之一。在芜湖设立工程局，开展工人救灾、修复水毁圩田、救灾救荒等工作；安徽省政府将全省48个受灾县按照灾害严重程度划分为五级，芜湖处于一级。据民国日报记者8月19日报道，“目前需要救助的三项包括吃、穿、住，至少30万元还不够救助。如果要实现完全救助，救灾，我们需要60万元。”然而，国民政府拨给安徽省的救灾资金总额只有30万元。而且直到9月份才发放，直到11月份才发放到所有县。原因是，实权省政府主席陈调元一开始就决定这笔钱自己用，不分配。后来，他提出要办一家粥厂。在遭到国民政府抗洪委员会的反对后，陈调元以此为借口进行救灾。他因名誉问题被拘留未获释放，激起民愤，上访不断。紧急的事情一再推迟、拖延。在此期间，许多受害者在等待救援时死亡。当时国民政府计划从美国采购45万吨所谓“美国小麦”用于救灾，但却是一张没有兑现的空头支票。等待的是“美国小麦”，许多灾民也饿死了。在地方层面，存在着官商勾结，让国家赚钱困难的情况。当时，由于圩田粮食歉收，米价暴涨，安徽省政府决定禁止全省粮食出口，以调整全省私粮。南陵县县令勾结劣绅，每公担出口大米捐献4分钱，向南京、通州、镇江等地米商出口大米7万担，所得收益均分。
（1931年芜湖水灾）
尽管洪水是自然灾害，但政客们并没有提前采取任何预防或预警措施。灾难发生后，并没有有效的救援策略。当水退去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时，他们无奈拨出少量资金实施以工代赈，但他们却没有耽搁。民国二十年（1931年）这座城市发生的惨烈洪水被载入史册。
新中国成立后，我市经历了1954年、1969年、1991年、1998年等几次特大洪涝灾害，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防洪、抢险、救灾、生产这些灾难年份的恢复等无疑与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灾难情况有很大不同。现实与历史的强烈反差，真如“改变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