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88的十年》第三篇如约而至，我们继续上一篇，讲讲1980年发生的事情，那些人们渐渐淡忘，但现在看来却颇为不可思议的旧事。
1980年以后，西学东渐的风潮愈演愈烈，也就是说，当时流行的一些西方的东西，又重新活跃起来了。
比如，始创于1945年、以经营俄式菜肴为主的北京大地西餐厅，已重新开业，之所以叫“大地”，是取自“彼得大帝”中的“大地”，同音异字。
这家位于西四南街17号的地下西餐厅自从“重现”以来，生意几乎没差过，吃饭时还要等位、想午休也不能关门等“光荣事迹”，让这家俄罗斯老餐厅成为了80年代北京的地标性建筑。
无数人从北京的各个角落涌向这个地下防空洞，只为重温当年怀念的那种油重、色浓、味浓。
除了最重要的对食物的渴望之外，另一个最容易被中国人接受的“洋气”，就与充满肉欲与神圣感的婚纱有关。
同年，被誉为上海摄影第一金字招牌的老字号王凯照相馆正式恢复婚纱摄影业务。为了成为风口浪尖上最稳固、最高飞的侍从，王凯下了不少功夫。首先，他找到了上海女人心中那朵永恒的红玫瑰——“彭街女装店”，并请来几位退休的师傅出山，只为重现当时上海名流最喜爱的婚纱款式。
不仅婚纱被成功复刻，摄影师们也开始想出新的拍摄方式，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最著名的《红日》系列，堪称40年前网红摄影的鼻祖。
男女牵手背对镜头，深情对视。两人中间是一轮咸蛋黄般的太阳，红色的灯光照在新娘洁白的婚纱上，喜庆又迷人。几十年不变的正面面对镜头的标准模板被彻底抛弃。
两拳打硬仗之后，王凯的婚纱照生意在芜湖一下子红了起来。
原艺术总监王博杰回忆说，最初，每天限拍60对情侣，后来有两家店都限制到280对，但还是供不应求。很多人找关系插队拍照，没有关系的情侣只能在店开门前两小时，在门口拿着小凳子等着。甚至有情侣从外地赶来，专门要求拍“红太阳”。
此外，王凯还做起了婚纱生意，以每件300元的价格卖给一些富裕的年轻夫妇。当然，更多的婚纱卖给了全国各大城市的知名影楼。80年代中后期，许多三四线城市也出现了同样的婚纱和类似的“红日”作品。
据悉，1980年，王凯仅凭《红太阳》婚纱照就净赚200万元，成为风中资格最足、飞得最高、最远的花花公子。创作这组作品的摄影师还被公司奖励了一栋房子。
两年前，王凯一系列出轨行为就像是老头吃了砒霜，对生活不满。但在80年代初，“红太阳”和“蓬姐婚纱”这对黄金搭档无疑是最能代表新时代精神的。
一边是年轻人刚刚领悟婚纱照的新意义，一边是离婚官司的打响，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有些无趣。
主角是玉罗刹的亲生妹妹玉罗锦。
确实，同一个家族的人，会在一个家族里长大。十年前，余罗柯因为发表了一篇《论家庭出身》的精彩文章，批判“父是英雄，子是英雄；父是反动，子是私生子”，坚持“人生而平等”，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十万人集会上被枪杀。十年后，余罗柯因为一场离婚官司，险些被社会枪杀。
现在看来，余珞瑾的离婚理由太过正常：她对丈夫已经没有了爱，除了吃饭喝水大小便睡觉，双方根本没有任何交流。
比如，看电影的时候，她笑得那么开心，蔡中培却分不清谁是谁；看画展的时候，她默默欣赏，蔡中培却大声跟孩子们讲什么是画画；去象山，她说那里的风景好美、好宁静啊！蔡中培说：“昨天路过菜市场，卖的黄鱼很便宜，两毛五一斤，真想去排队。”
总之，余洛锦说，蔡中培要是还有一点对文化的热爱，就不会一点热爱都没有！
蔡中培也怒了，在他看来，自己是个善良的男人，上辈子为余家操劳，这一世又延续了余家的感情，因为结婚两年间，他动用关系，把余罗瑾的户口转回了北京；还帮余罗瑾找了一份合适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在为余罗瑾的弟弟余罗克伸冤。
总之，蔡中培认为自己的辛苦都归功于自己，与爱情无关，只是因为他和玉罗锦是一对纯粹的革命夫妻，为了革命，他不得不和她在一起，如果不是他，玉罗锦现在估计还在和一群流浪儿打零工、互相帮助。
一方认为婚姻的基础是爱情，发誓要离婚；另一方认为革命夫妻不需要爱情，发誓要长相厮守。
由于她“于罗克亲生妹妹”的特殊身份，5月份发生的这起离婚官司，很快就传遍了全国，正式吹响了当年“离婚潮”的第一声号角——据统计，1978年的离婚率为3.4‰，共有28.5万对夫妇离婚。到1980年底，离婚率高达4.75‰，共有近40万对夫妇离婚。
离婚的主力军，多为与余罗锦有着同样命运和境遇的知青，他们也是当时全国性争论“离婚标准到底是‘理智说’还是‘感情说’？”的中坚力量，支持余罗锦，支持“感情第一”。
当然，多数普通民众还是站在了余珞瑾和知青的对立面，认为她的诉讼就像光着屁股推磨——兜圈子，让自己丢脸。
媒体也撸起袖子，加入到舆论的汪洋之中，几家主流媒体明明指责余珞瑾是下流女人、“堕落女人”，就差在她额头上刻上“过桥米线，忘恩负义”几个字了……但后者依然坚称，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是一座坟墓，她发誓要从坟墓里走出来，宁可死去，也不愿被婚姻活埋。
就在余洛锦濒临危机的时候，她特意去参加一个报告文学奖，并像被哥哥附身一样发表了个人作品《冬天的童话》，如实记录了她的家庭、经历、婚姻，以及和一个姓马的干部心灵相通的全过程。
毫无意外，如此“扭曲的视角”，又以离婚案为噱头的余珞瑾未能获奖，但获奖者黄宗英却将奖杯送给了余珞瑾：“三十年代，人们还能养得起上官云珠，八十年代，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余珞瑾呢？”
一个预言。
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拉锯战和两次开庭审理，尽管两位法官对余罗锦的看法截然不同，但最终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支持离婚。
而余珞瑾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如此轻松的达成目标，除了得益于9月份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7月份上映的《青山绿水情》也是一大助力。
经过这么多年的反复折腾，无数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忽视或者刻意忘记爱情与婚姻的关系，就让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后首部讲述爱情与时尚的电影《青山绿水》，来一场伟大的记忆修复吧。
剧情很简单，讲的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女子，中美建交后回国，受父亲爱国情怀的影响，在游历庐山时结识了父亲老战友的儿子，两人相识、相知、相爱，经过一系列波折，最终成功在一起的故事。
女主可以说是为这部爱情剧而生的，身为华侨之女，所以敢穿最美的泳衣，敢搭讪最帅的果仔，同时又有着女生独有的羞涩与矜持——所以只在果仔脸颊上轻轻一吻，就羞涩地跑开了。
女主角章宇说，她当时其实很想跟他嘴对嘴地吻（不是划掉）：“我当时太紧张了，都没有勇气抬头去找他的嘴，只能亲在他的脸上就跑开了。”
郭凯民完全不知道自己会被吻。为了拍出最真实的反应，资深导演黄祖墨只告诉张宇有吻戏，故意不告诉郭凯民。毫无准备的他，脸就被“偷袭”了。“他当时真的吓坏了，眼睛都往上翻，脸都红了！”
正是这一幕，让郭凯敏差点晕过去。这一吻，比蜻蜓点水还要轻，让《庐山恋》正式成为中国吻戏的鼻祖，还顺便打破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四十多年来，这部电影在庐山影院反复放映，成为介绍庐山的最佳软文范例。
除了爱情，为了让张宇看起来与国际接轨，黄祖墨还从香港买了不少时装。短短90分钟的影片里，塞进了43套时装，每套时装平均出现2分钟，很多款式甚至可以在ZARA以199.99元的标价出售。
美丽的风景、美丽的女人、美丽的衣服、温柔的吻，彻底突破了国人的性压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年轻人发现生活是多姿多彩的，美是可以追求的。长久以来的压抑一下子被释放了，人们竟然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那真是令人心旷神怡、神清气爽的感觉。
当然，电影里张宇和郭凯敏的所作所为都是要模仿的。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谈爱、感受爱、寻找爱，不再遮遮掩掩，他们终于明白，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渴望爱情的大龄女知青，还是很勇敢的。
大湾区民众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一年内看了三部超级情感剧：亚视的《大地》、TVB的《梦在北平》和《外滩》。
其中影响最广泛、最深远的肯定是当时TVB的《上海滩》。
其实这部经典港剧的剧本灵感来源于雅克·德雷执导的1970年犯罪片《射雕英雄传》，讲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法国马赛两个帅哥，如何从街头顽童一步步爬上去的故事。主演有“法国丑帅哥”让-保罗·贝尔蒙多和大家最喜欢的阿兰·德龙。
所以，原版IP的基础在，加上解放前上海青红帮的各种故事，还有《教父》这类黑帮片的经典片段，还有周润发、吕良伟、赵雅芝等各方面能力都不错的TVB尖子生，这部电视剧怎么会不好看呢。
据说这部剧的男主角其实是郑少秋，可惜当时郑少秋拍戏太多，劳累得整天发烧，想休息一下，就推荐了在配角和第四、五、六位男配角之间挣扎的周润发。
赵振强导演点名找到了身高1.85米的周润发——基本就是他了。为了拍摄这部电视剧，后者甚至翻看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地方志。
他和更年轻的吕良伟一起，让“新人都是怪物”这一定律变成了铁律，甚至让无数人怀念起几十年前动荡纷争的上海，对那个生活在刀尖上、黑社会教父的年代无限敬佩。
很多人还记得许文强的白围巾和长风衣，冯程程的小辫和刘海，叶莉依的“跑啊，飘啊……”，还有火车站的第一次相遇，丁力对仇人的歼灭，以及许文强最后时刻身中数弹的场景……
当然后来该剧在内地全面开播，吸引了大批观众，很多五六十岁的中年人（对！中年人）还清楚地记得，每次开播前都有三枪内衣广告，和《上海滩》的气质、颜值、精神简直是绝配。
上世纪80年代，很多看过电视剧《上海滩》的家庭，都会不约而同地给自己的女儿取名“程程”，就像50年代的“国庆”、60年代的“革命”、70年代的“张薇”一样。他们给女儿取名“程程”，不仅是希望女儿长得像赵雅芝，更是希望她们能成为一个敢爱敢恨、漂亮自立的女孩。
你可以享受爱情，但不必被它完全淹没。
就在我国刚刚开始掀起初级CP代发货、全民吃瓜热潮的时候，10月份，我国第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在著名的天津无线电厂（现天津通信广播集团有限公司）建成，也是最早生产出我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的国营第712厂。
与1958年仿制苏联旗舰牌生产的“中国第一屏”不同，这条彩电生产线是从日本胜利公司（也就是大名鼎鼎的JVC）直接引进的，并参考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重新设计建造的。
以这条彩电生产线为起点，彻底实现了国人称霸电视制造业的愿望，让广大民众能够更便捷、更高效地了解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短短7年时间，中国就以年产1934万台的成绩超越日本，成为电视机年产量最大的国家。
在北方的天津，一条JVC定制装配线，勾起了全国人民看电视的欲望；在南方的柳州，一辆微车在人们的出行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1980年，柳州拖拉机厂已经是全国八大拖拉机厂之一，年产农机5000台，但依然孤零零地站在角落里，不能说没有存在感，但已经几近破产。
主要原因是他们生产的拖拉机太多了……没办法，这两年体制和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不再包销他们原来的强项农用拖拉机，直接导致仓库里积压了1713台拖拉机没有卖出去，一年损失58万元。
既然做拖拉机没前途，那就转行吧，听说机械部农机局、军工局要组织研制微型汽车，就把目光转向了这个新方向！
于是，为了给自己的未来打下更好的基础，他们开始自己找活路——他们动用了工厂的全部财力，从霓虹公司购买了一辆三菱第三代迷你卡（L100）小型货车。与此同时，广西自治区政府也正式批准他们成立轻卡测量队。工人们遵照命令测量车辆，用卷尺测量了L100三个月后，他们开始了柳州式的逆向开发。
他们使用自己现成的发动机，结合Minicab和Daihatsu Hijet的外观，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成功打造出第一批原型车，也就是大名鼎鼎的LZ110。
后者顺利通过了包括200小时强震试验在内的各项测试，并被命名为“万家牌”LZ110，商标为“万家”的拼音第一个字母W。六拖凭借自有发动机和这款新车，成为国家计委、机械工业部指定的四家微车定点生产企业之一。
原本只想窝在角落里的柳拓，怎么也不会想到，它不仅在几年后成为国内微车圈的领头羊，而且在十几年后成为全国普通年轻人的最爱，并且有一个崭新的名字：柳州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它源于三菱微客，比三菱多了两个轮圈，意味着多付出20%的辛苦，喜欢它的人也相信“唯有努力，才能胜利”。
是的，如果六拓只靠一把卷尺，它的命运也和众泰差不多。最主要的是，他们充分预见到了微客未来可能的应用范围，这也是他们从1958年起生存下来的基础。因此，师傅们把微客做得朴实无华、坚固耐用，至今很多人还记忆犹新：
“我人生中第一次开车上路，是开着五菱面包车跑了100公里。这辆车很符合普通家庭年轻人的形象，朴实无华，勤劳肯干，为了微薄的薪水加班加点超负荷运转。脏了、累了就用冷水抹布擦，坏了就换上最简单、最便宜的售后配件凑合用。但只要你踩油门，它就开开心心地跑，只要轮胎不扎，它敢为你拖运多少货物……”
“我家有一辆2006年买的五菱老款面包车，发动机从来没修过，变速箱修过一次，帮我们家挣了不少钱。我家买了轿车后，这辆五菱很少停在室内，天天风吹雨淋，副驾驶门都生锈了，都快掉下来了。我爸现在还用它拉东西做生意，最近要把它报废了，看得出来我爸很舍不得，要是没买轿车，这辆五菱应该还好。”
1980年，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实习研究员董兆乾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青松在没有卫星云图、没有固定补给点、没有科学考察站的情况下首次登陆南极大陆。
我国不仅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席位，还在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后首次出席在美国举行的第十三届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共有28名运动员参加了滑冰、滑雪和现代冬季两项等18个单项比赛。
香港美心集团创始人吴振德之女吴淑卿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注册号为“001”。两个月后，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北京建国饭店正式开工建设。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正式成立，不久便迅速发展起来，成为闻名海内外、人人向往的一块金地。邓小平在华最后接见老朋友松下幸之助一行时说：“我们把广东、福建作为特区，在靠近香港的广东设立特区，欢迎各国资本到那里投资办厂，参与那里的竞争。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就是因为利用香港的对外联系，便于同外界沟通。”
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的脚步越来越大、越来越快，与此同时，那些关乎人性和内心的小渴望与探索：物质追求、生理心理需求等等，也终于不再掩饰，而开始公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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