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91年春天 南方传来的消息 令北京的西方外交官坐立不安 他们看到一份又一份触目惊心的报道 比如这份 一位目击芜湖骚乱的法国传教士描述道
5月10日傍晚 两位受教会雇佣的女教民走出教堂 穿过离道台衙门不远的运河南区的一条街道时 突然遭人殴打 被粗暴揪住 拖到保甲局 她们被指控用迷药诱拐过两个幼孩 作为人证 两个幼孩 一个5岁 一个7岁 被带了进来 据说他们是这两位女人的受害者一天后 天主堂被一群中国居民围住 道台拒绝提供援助 知县挺身而出 帮助几个传教士逃到长江上太古公司的轮船 他们亲眼看到教堂所有房子燃起熊熊大火 不久有消息传来 有两位教士的坟墓被撬开
芜湖是安徽省教务管理中心，此前中外双方平安相处，没有发生过冲突。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九江、宜昌、丹阳、无锡等几个相邻省份的城市，也出现了针对西方教会及社区的骚乱。湖南被深入调查的传教士指认为“排外”中心，当地民众对教会的敌意由来已久，1860年代之后，像《湖南合省公檄》这样的反洋教小册子被大量印刷。据说直到1886年，还没有一个外国人进入湖南省会长沙。
新的排外怒火和湖南宁乡籍官员周汉关联极大。1891年他编写并印制了一批小册子。其中发行量最大的名为《鬼教该死》。这本小册子自称由8人捐印。每人捐印10万册。赞助者用的是万里城、师孔、齐心战这些明显的假名字这本书印量相当惊人。即便没宣传得那么多。它约3700字。是用白话文撰写的。长江沿岸不少老百姓读过。多数人读后觉得痛快。因其“鬼”字合他们口味。1891年各地流传的谣言中。集中指控传教士拐带孩子。还用孩子眼睛制药。这些显然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
《北京条约》（1860 年）使传教士能够深入长江腹地。这一影响深远的权利是法国传教士艾嘉略私自增加的，艾嘉略当时充当翻译。这件事中国此时还没发现。自那以后，一座座新教堂建起来了。新教堂和出入其中的本地教民让很多人深感不安。对于儒家精英来讲，禁止祭祖却去祈祷上帝，这令人感到气愤。这是一种夷化行为，它不停地切割中国传统的家族和谐。这也是一种夷化行为，它切断了血缘纽带的延续。这无疑是一种异文化的挑战
周汉常以一只鬼子或一群羊替代“洋人”。教士、教民被称作“鬼”“鬼夫人”，后来叫得最多的是“中国猪叫”。有一张名为“鬼拜猪精图”的印刷画，画里两个洋人狼狈地跪在一头猪面前，猪的身上写着“耶稣”还有许多类似风格的小册子。据不同统计，周汉的印刷品至少有30至50种。这些印刷品里画了诸多洋人干的坏事。比如偷挖人眼和内脏。“猪叫取胎图”“小儿失肾图”在众多小册子里出现。这些指控并不新鲜。很多地区都流行过类似谣言。它是对食人诱拐行为的一种刻板印象式恐惧，这种恐惧实际源于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传教士只是传统观念里需为诱拐事件负责的外来群体的一个新例子。
让两湖地区最高长官张之洞感到棘手的 是周汉的身份 周汉的文化立场 此人自诩“周孔徒” 并非等闲之辈 曾跟随左宗棠出征西北 后官居陕西候补道 1884年因病返湘 住在省城周汉对西方人的排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绞杀太平军的经历 他觉得太平军是一支基督教军队 湘军打败了太平军 所以他认为眼下“也应当组织起来打击基督教经文的新传播者——传教士和因他们而皈依的基督徒” 周汉如今的武器变成了印刷品 西方人将其称作“湖南出版物” 这些免费的小册子图文并茂 生动活泼 还常常是彩色的
这一年9月，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获得一本《鬼教该死》。此书由另一位传教士从黄陂县带回。杨格非向汉口领事馆举报。当地几家发放小册子的当铺被罚款4000两。然而源头未能查出。杨格非听说过周汉。但一直无法确定。不久后他得到一份周汉给湖北巡抚谭继洵函件的副本。周汉在函件中承认印刷品出自他。杨格非是最早深入内陆的传教士之一。1867年他创办了汉口“书报部”。几年间向华中几个省发放了35万部福音书。他坚信这些书一旦流行就能改变中国老百姓。没想到印刷品却被反过来用于对付教会。在湖南流传的众多书籍，都毫无例外地对基督教进行大肆污蔑。它们说耶稣信徒行为放荡不羁，纵欲无度。还把上帝丑化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只猪，周围有很多男女信众，他们有的跪着，有的在交媾。他给上海《每日新闻报》写信说道。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援引这封信时留意到。随着小册子一同出现的是对中国人的警告。比如有一个告示称。庇护洋人的家族一旦被发现。将被冠上“猪羊鬼子家族”的名号。明恩溥当时刚出版了《中国人的气质》这本书。他用“面子”来概括中国人的性格
二
1891年7月18日，74岁的郭嵩焘在湖南落寞离世。直至那时，他所撰写的《使西纪程》仍未获北京谅解。这本书因亲近西方遭诸多指责。周汉一直对郭嵩焘极为不满，将他与另外三个湖南人称作“四鬼”。1876年，郭嵩焘因“马嘉里案”受命前往英国道歉，意外成为清廷首位驻外公使。他眼界宽广。很早就察觉到西方人意在贸易而非领土。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多次给主战将领僧格林沁写信。表达反对与英法联军开战的态度欧洲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光有了进一步提升。然而，因对西方怀有欣赏之情，郭嵩焘在许多人眼中成了败类。他所著的《使西纪程》在1878年遭毁版。同僚指责他的罪名极为夸张，像观游炮台时披了一下洋人衣服，在白金汉宫听音乐会时拿音乐单看。他回国后从上海前往长沙，长沙、善化的士绅不许用小火轮拖他的船靠岸
郭嵩焘去世前后 湖广当局针对排外活动采取了一些举措 然而却无法抑制其发展态势 1891年11月 汉口外交使团联合通过了一份抗议书 指责张之洞没有认真进行查处 致使成千上万的小册子依旧在公开售卖 在英国驻汉口领事的要求下 张之洞关停了几个印刷据点 还责令湖南巡抚抓捕了长沙宝善堂的三个刻字商 但因证据不充足又将他们释放了事实上 张之洞没打算严惩周汉 他害怕长沙因此发生骚乱 攻击本地教徒 他想把周汉调往甘肃或新疆任职 但没有成功 此后 德国公使巴兰德附上湖南小册子向总理衙门告状 总理衙门只得继续向武汉施压
让张之洞头疼的不只是周汉。1891年6月，湖北爆发了武穴教案。同年9月，湖北又爆发了宜昌教案。武穴离芜湖不远。有人怀疑一位天主教教民用箩筐挑着4名幼儿要送到对岸九江天主堂“挖眼蒸食”。于是，千余人捣毁了当地福音堂。还打死了一名海关英国检查员和传教士。在宜昌，人们围堵圣母堂。烧毁了几座教堂。4名来自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的传教士被殴伤。修建中的英国领事馆被破坏。9国公使联名提出抗议。还开来20多艘军舰进行威胁。面对这种情况。张之洞只能选择妥协。最终。他对12人实施了笞杖或充军的处罚。并且赔偿白银175700余两。
外国领事调来炮舰为传教活动撑腰。那些在领事馆干活的中国苦力们知道，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不被层次较高的外国人当成道德教师。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为此愤愤不平。辜鸿铭出生于马来西亚，是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是华人中罕见的语言天才。他就排外事件向上海《字林西报》投书。7月24日，他用英文发表了《为吾国吾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骚乱关系论》。他觉得外国公众仅听闻了传教士的说法，却听不到中国人的声音。辜鸿铭斥责传教士行事蛮横，到处招惹事端。在中国人遭外国公众舆论进行道德谴责前 请拿出证据 用以表明这些骚乱并非因日积月累的侮辱与伤害所引发的愤慨的爆发 至于那些有关婴儿及其眼珠的传闻 实际上只是点燃这场随时可能燃烧的烈焰的导火索而已
辜鸿铭的言论被《泰晤士报》部分转载。这遭到很多人批评。很多人奇怪，他在英国受教会熏陶，却“公开敌视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很多人也不明白他解释传教士祸害中国的各种理由。比如太平天国运动，辜鸿铭称其为基督教引发的“中国弃民的叛乱”。正是这场内战改变了中国。就如同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变成形容枯槁的老妇人。
有一个西方人正打算模仿太平军时代的西方前辈，此人是英国人梅生，他是镇江海关帮办税务。梅生打算加入湖北哥老会的一次暴动，哥老会计划在这一年11月16日行动，要从沙市发起一场长江“起义”。梅生参加了哥老会6月在南京附近的一次会议，会上决定帮暴动者走私军火。随后他以去日本度假作为借口前往香港购置武器，之后由“济云”号经由上海运往镇江，然而上海海关税务司裴式楷拒绝予以配合。9月12日，梅生刚抵达镇江便遭遇查捕，其冒险家之梦就此破碎。依靠治外法权，他仅被判处9个月监禁，罪名是从他身上搜出5磅炸药
“梅生事件”变为总理衙门回击西方人的一个借口。总税务司赫德熟知官场规则，以置身事外的态度尽力弱化此事。数月后，果真没多少人再留意它。1892年夏天梅生获释时，舆论几乎忘却了他。此人返回伦敦后又兴奋起来，宣称自己参与哥老会的行动，“完全是出于为受压迫人民争取自由的热忱”
三
长江两岸动荡不止的这一年，武汉迎来了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上一年11月，他开启文明古国之旅。他前往希腊、埃及、印度，还前往中国和日本。这次旅行使尼古拉后来成为俄国唯一到过亚洲的皇帝
1891年4月19日，俄国人结束对广州的访问后，经由海路转向长江，没过多久便抵达汉口。一位随行的俄国人写道：“前来拜访殿下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他是中国著名的文人。当时，他乘坐着装饰华美的快艇，随从身着盛装。他曾在李瀚章之前在广州执政，明显表现出不喜欢欧洲人，但同时也非常尊重西方所取得的物质进步。”4月20日 两艘俄国军舰和50艘中国炮艇 护送尼古拉一行前往汉阳晴川阁 他们没感觉到传说中的敌意 两岸士兵齐射鸣枪致意 总督在宴会上为沙皇 皇后举杯 尼古拉吃惊地注意到辜鸿铭 他说一口流利俄语
尼古拉出席了当地东正教教堂的一次宗教仪式。除此之外，他花了不少时间去参观“莫尔恰诺夫与彼恰特诺夫公司”。该公司隶属于“新泰洋行”，以制作茶叶而闻名。这一年是公司成立25周年。茶是中俄贸易极为重要的商品之一。1860年代之后，俄商不仅从汉口收购茶叶。还深入鄂南茶区。陆续在附近开办了8个茶厂。其中3家砖茶厂陆续迁至汉口。在英租界、俄租界滨江地带建起高大的茶叶厂房。这些厂房成为武汉最早的一批外资机器工厂。当英国商人将购茶重点转向印度、锡兰。1890年后俄商垄断了汉口茶市。1891年 这里茶叶出口总量约七成送往俄国 为欢迎贵宾到来 俄国茶厂特制一款欢迎尼古拉的定制茶砖 茶厂主人恳请在皇家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中文—蒙古文—满文部以殿下名义设立奖学金
俄国皇室旅行团在湖北逗留数日后离开，前往日本。很快，尼古拉被岛国的异域风情吸引。在长崎和鹿儿岛时，他成了热情的观光客。然而当这些人抵达京都，迎接他们的却是刺杀。
事情发生在大津。大津距离京都8公里。5月11日。尼古拉坐在人力车上。忽然遭到一名护卫警察佩刀袭击。他头部受伤。从人力车上跳到路上躲开了第二刀。尼古拉想躲到当地人群中。但他们已吓得四散奔逃。不过随行的希腊皇子用拐杖击倒了行凶者。车夫和巡警随后一起制服了他。此人名叫津田三藏。他很可能因割让库页岛而愤怒。或者是不满俄国人先去消遣却没先去见天皇。他认为尼古拉的访问实际是考察“地理形势”。是为将来的侵略做准备。这种想法并非毫无根据的瞎想。当时很多日本人怀疑俄国人是来刺探情报的。
刺杀事件震动全国，那时明治维新已取得成果，刺杀外国皇室成员破坏了“文明国家”形象。两天后，明治天皇前往京都慰问。尼古拉对天皇印象不好，认为天皇举止怪异，神情恍惚。虽然他在日记里表示此事不影响自己对日本的喜爱，但对天皇颇为反感。这种轻视一直影响着尼古拉，他继承皇位后仍未消除。
成千上万的慰问信和礼物飞向贵宾。在重办凶手的汹汹舆论下，日本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拒绝了总理大臣等人的警告。他坚持不应处死刺客。原因是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对加害皇室（天皇、皇后或皇太子）者处以死刑的规定不适用于外国皇太子。他承受住压力，指示主审法官并成功说服对方，5月25日，刺杀者因“谋杀普通人未遂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是最高刑罚。司法独立获得了一定胜利，此判决给致力于废除治外法权的明治政府带来积极影响。然而，被监禁在北海道的凶手几个月后蹊跷地病死。
尼古拉提前结束访问。5月19日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头戴纱布出席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典礼。在那里立下一块奠基石（5月31日）。俄罗斯人以殖民创造国家历史。他们对广袤空间似乎有一种格外的偏爱。开疆拓土一直是俄国历史中的主要之事火车于1830年代发明后迅速改变世界。“19世纪第三个25年是首个真正的铁路时代”。俄国在输掉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后被迫大幅转向亚洲。西伯利亚铁路在1887年后被确立为国家战略。1891年3月17日俄国正式向世界宣告要修筑一条从莫斯科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6月1日 这项19世纪最为庞大的工程东段开始动工 过去说俄罗斯帝国在近东 中东和远东连绵的大陆上笨拙地行进 如今它即将腾飞
当时欧洲列强与东亚的交通依赖地中海、印度洋通道，而这些通道由英国控制。尽管1873年后的“大萧条”动摇了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不过维多利亚时代的光辉依然存在。1890年，“世界上63%的混合船只出航时悬挂着英国国旗”。
德国与法国对俄国重心东移的支持程度各异。尤其是在1891年8月，俄国驻法大使同法国外长达成一项政治协定。协定规定，当法、俄两国中的一方遭受侵略威胁时，双方需立刻同时采取措施。这一举动经过持续细化，实际上形成了法、俄军事同盟。该同盟持续存在，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借此能够确保西部欧洲边境安全，从而更有信心地向远东地区拓展。
日本对这种变化极为警觉。在此之前，俄国在远东仅有大约10000名士兵。然而，西伯利亚铁路使得他们能够迅速运来整个帝国的军队。这令新兴的东方强国颇为不安。
四
1891年6月 稻垣满次郎在《东方策》一书中写道 我们日本人十分担忧俄国建设西伯利亚铁路 这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高才生 在8月出版了《西伯利亚铁路论》 该书迅速在全国畅销 但作者觉得俄国的对手或许是英国 日本无需过度担忧 同年 前外务卿副岛种臣创立了“东邦协会” 稻垣满次郎是其中的核心成员“东邦协会”意在倡导一种亚细亚主义。这种亚细亚主义是指日本引领东方去对抗西方。
在政界 最担心西伯利亚铁路的人是山县有朋 上一年 时任内阁总理的山县 在自己起草的《外交政略论》里提到了对这条铁路的担心 当年12月 他在首届帝国议会发表施政方针 再次强调朝鲜是日本“利益线”焦点所在 山县有朋认为 西伯利亚铁路完工之时 将是朝鲜多事之秋
朝鲜被形容为“指向日本心脏的匕首”，所以必须使其处于第三国控制之外，特别是俄国。1885年后，德国陆军少校克莱门斯·麦克尔到日本陆军大学执教，他创造了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在日本军民脑中留下了深刻且难以磨灭的印象。此人按照普鲁士方式重组了日本军队尽管俄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看起来对朝鲜兴趣寥寥。然而到了19世纪最后10年，情况发生了改变。尼古拉遇刺后，日、俄之间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支持西伯利亚铁路的维特，不久后担任了财政大臣。这让外界察觉到俄国向亚洲伸手的决心。日本精英虽将目光投向大清，却意识到未来的对抗，迟早会由中日转向日俄。于是暗地里把击败俄国当作一个奋斗目标。俄国是欧洲极为“强悍”的国家且是危险根源。1891年5月15日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在《东亚细亚列国之权衡》意见书里写道，他认为为对抗俄国可先联合中国，而赶走俄国人后朝鲜应划入日本版图。
这时日本精英头脑里，一度风行的自由民权论被国家主义、日本主义取代。军人影响政局的能力不断增强。快速成长的海军足以支撑新的野心。梦想成为“东方不列颠”的日本将赌注压在大海上 除购买更快军舰和速射炮外 还把美国海军战略学家马汉刚出版的《海军战略论》译成日文 配发给每艘兵舰上的舰长 人手一册作为必读材料同时也让岛国“意识到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
不过直接刺激日本海洋战略的是北洋舰队。直到这个时候，北洋舰队仍旧可以称得上是亚洲第一。在装备方面，北洋舰队占据优势。
1891年6月，北洋海军编队刚结束阅兵便受邀访问日本。7月16日，156名日本贵族、众议两院议员登上“定远”舰。他们发现，日方堪称一流的“高千穗”号，论大小与坚固程度，都无法与“定远”舰相比。中国海军唯一显得比日本逊色之处，是水兵看上去不够强壮。枢密院顾问官胜海舟此前参加过一次“定远”舰招待会。参观前他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但参观后，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他着实吃了一惊。日本《国民新闻》用“敬畏”描述这位海军元老的感受
1886年北洋舰队首次访问日本，此后“定远”号成为日本扩张海军的动力。1887年“长崎事件”直接刺激，《征讨清国策案》浮出水面。1891年中国海军再度来访，双方都感到不安。日本的新气象给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留下深刻印象，几次参观让他感受到日军追赶欧美的势头。实际上，天皇接见丁汝昌和各舰管带的前一天是7月9日。就在这一天，日本内阁收到了海军方面一项提案。提案内容为，9年内建造4艘1万吨级铁甲舰、6艘巡洋舰。很快，一项总耗资约5860万日元的海军发展议案被批准了。当年 日本向阿姆斯特朗船厂订购一艘4000吨级快速巡洋舰 并将其命名为“吉野”号 1893年该舰交付 之后它成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巡洋舰
英国人原本打算把这艘军舰卖给中国。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海军衙门，可他却因缺乏资金而犯难。北洋海军在1888年正式成军，这些年正逐渐走向衰落。1891年春天，户部宣称因财政紧张，要在两年内停止从海外购置枪炮、船只及器械。这使李鸿章颇为忧虑。那时他还得为颐和园打造小轮船。像9月验收的由天津机器局建造的“恒春”号。其工料运费总共花费库平银9038两。
不过北洋海军存在更大危机，这危机并非装备方面的。李鸿章并非不知道这点，而且他难辞其咎。上一年发生了“升旗事件”，在该事件中，李鸿章没有支持受辱的“副提督”琅威理，琅威理因此愤然离职。这位负责训练的英国军官很有名，因严格而著称。他是海军将领们最敬畏的人。他的离世致使英国撤回了担任教习的其他人员。北洋的管理水准大幅倒退。北洋的训练水准也大幅倒退。舰队基地刘公岛上。那些忌惮琅威理的赌馆。生意重新活跃起来。那些忌惮琅威理的妓院。生意也重新活跃起来。
五
广东秀才康有为注意到了糟糕的海防以及俄国的东方野心。他判定朝鲜会成为一个火药桶。1890年康有为写下《保朝鲜策》。该策准确预测了中国未来将要面临的尴尬局面
与黄遵宪、张謇相比，康有为还没有一官半职。黄遵宪、张謇在1880年代先后提出朝鲜战略。过去几年康有为干过几件大事。他在广东士大夫圈子里颇有名气。其中包括1888年12月给皇帝上书呼吁变法。康有为没有上奏资格。但其文字相当勇敢。开头便要皇帝“下诏罪己”。这样做也许是想引起即将亲政（1889年）的皇帝的关注。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帝师翁同龢却留意到了这个人。认为他说的话有一定价值。尽管很容易招来麻烦。那几年康有为参加科考运气不好。1882年和1888年的乡试都失败了。实际上。如果不是祖父康赞修死前在任上帮他取得“监生”身份。康有为可能连秀才都难以考取。
科举考试有符合儒学经典、不能离经叛道的要求。这一点对于康有为而言，做到越来越困难。不过在1891年时，他却自信地开办了一个新学堂。这个学堂还吸引了一批年轻俊才。比如梁启超，当时他年仅17岁，就已是举人。上一年他参加北京会试，未能考中。见过康有为之后，他对康有为大为拜服。引荐梁的陈千秋才华出众。他们都曾在著名的学海堂求学。如今转而支持康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自己甘愿成为弟子。
学堂吸引年轻人有个重要原因是“新学”。课程表上西方历史、西方哲学这类内容很多与考试毫无关联，甚至背道而驰。33岁的康有为比不少学生大10岁以上，但其头脑比他们更具新意。比如他将西方富强的原因解释为“君民平等”1879年康有为前往香港，此行改变了他对世界的看法。1882年他考试失利，之后目睹上海租界的繁华，由此更加确信这一切并非由坚船利炮造成。随后康有为成为上海西方出版物的热心读者，其中不少内容在万木草堂引发讨论。毫不夸张地讲，《万国公报》以及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图书，首次拼凑出他头脑中的“西方世界”满足这种探索除了兴趣和敏感，还需要手头宽裕。
1891年6月 《万国公报》开始连载《变法自强》 这是王韬流亡香港时所写旧文 文中称改变制度就能迅速扭转国运 还以日本为例 康有为很多早期观念源于王韬 但此时他头脑中的“变法”有自己一套 这一年他完成30万字的《新学伪经考》 康门弟子中的杰出分子参与了该书编纂1891年8月，《新学伪经考》十四卷由万木草堂首次发行。在康有为笔下，儒家经典“古文经”全是假的。他用这种办法否定了所谓祖宗之法
从汉代起，今、古文之争历经两千多年。总体而言，前者更注重考据，后者更重视诠释，尤其是与当下生活相结合的“微言大义”。挑战17世纪以来的考证学派汉学，康并非第一个人，但他使这个古老学术问题激发出惊人能量。他判定“古文”经典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刘歆伪造《左传》《周礼》是为协助王莽建立新朝此前，一些典籍比如《周礼》曾遭人怀疑。但像康有为这般论述详尽、证据确凿的情况几乎没有。很多人怀疑他的见解源自四川人廖平。不过康有为只承认学问承接前辈学者刘逢禄、魏源和龚自珍。他们都是公羊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公羊学派是今文经学最重要的流派。鸦片战争后它与国家变革相联系。并重新释放出力量
很多人嘲讽《新学伪经考》。但它迅速在知识圈传播开来。当年各地就出现了几个翻刻本和石印本。这本书产生的影响不在学术方面。而是转化成了行动。康有为排斥汉学。不仅是因为它对社会道德态度冷淡。更重要的是。他要重新认定关心政治和政制改革是儒家的主要宗旨。还认为这才是孔子的本意所以人们能够明白，康有为为何迫不及待地投身于下一部著作《孔子改制考》的撰写工作。然而完成它得等到五六年之后。这本书极力劝说清廷进行改制。1898年，《孔子改制考》以及要求封禁它的奏章一同呈递给了皇帝。
康有为的行为充分表明，知识精英里的一部分人，“正萌生一种想法，想要去做自晚周轴心时代以来或许从未做过的事情，也就是重新审视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根基”。他考虑得深远的地方在于，推行西政、西学时，没有忘记在新的制度规划里为儒家寻觅新的发展契机。不过未来要妥善安置“传统”并非易事。这和将孔子塑造为“改制教主”一样困难。日后康有为被其支持者称作中国的“马丁·路德”。而反对者则斥责他自比耶稣。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的行动并非仅靠个人力量。1891年后，一个围绕他的师门集团开始形成。这批年轻学生数量不断增多。2年后，康有为大力鼓吹废除八股文时，他忽然以乡试第八名考中“举人”，弟子麦孟华同时考中。他们的社会地位因而越来越高。在不太严格的考场上，很多人会悄悄偷听草堂弟子的谈话内容。当下一场国家危机突然到来，康有为和这些勇敢的年轻人贸然投身进去，中国政局因此发生了变化。
本文摘自在《失败：1891 - 1900清王朝的变革、战争与排外》一书的第一章。注释予以略去。由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