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为我的父亲庆祝过父亲节。
我可能没有机会弥补这个遗憾了。
我患有感冒和支气管炎，所以在父亲节深夜发了这篇漫无目的的文章，简单回顾一下父子关系。
明年，如果我有了孩子，我就能一睹爷爷的样子了。
同时，希望提醒世人关注我们家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沟通。与这些相比，学习和工作根本不算什么。
她也喜欢和我聊天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爸爸带我去同心路医院打针。那时候，我经常患支气管炎，医生总是让我注射盐酸林可霉素。打屁股几个小时后，你的屁股就会痛得连床都不敢碰。
那天，我在护士面前表现出了害怕，护士对爸爸说：“你看，我儿子都这么大了，却还是这么胆怯！”爸爸笑着说：是啊，都快十岁了，还是这么胆小。喜欢跟我聊天。”
我听后非常生气。我感觉父亲在当众嘲笑我，感觉我不是个男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拥抱过父亲，直到……
据说这是我36年来最美的时刻。
对面屋顶上的猫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父母一直忙于参与四化建设。他们都是党的基层政治干部。
偶尔，父亲会带我去他的单位：上海轻工业局，位于云南路和淮海路上。路上他会告诉我，这附近有一所光明中学，解放前是法国人办的，在区里很有名。他希望我以后能通过考试。
然而，去他工作的地方，除了难得乘坐电梯（三楼以下不准乘坐，只好坐四楼再走下去，台阶很高，我摔倒了），没什么乐趣。
他经常去开会，然后把我锁在办公室里几个小时。我只能躺在窗边和对面屋顶上的猫说话。
我没有带粮票
也许是为了弥补对我的关心不足，父亲才愿意花钱给我买吃的。
我可能是上海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吃到雪糕筒的祖国花朵之一：1.5元一个。这是我等18路公交车时吃的。等车的人中有一位当时上海人都认识的明星：主持人叶惠贤。
我喝的第一罐可口可乐是和父亲参观西郊动物园后。他在车站给我买的。这也是一件超级罕见的事情。
我在动物园学前班
但我更向往的是，在“大观园”的浴堂里泡完澡后，爸爸带我去附近的一家西餐厅吃炸猪排和罗宋汤。他会向服务员抱怨：“这个红小家伙把我这个月的工资都吃光了。”服务员是邻居，所以没有折扣，但他在罗宋汤里加了更多的红肠。
在黄河路幼儿园放学后，如果爸爸来接我，他就会带我去隔壁北京路的个体户摊子吃煎饼。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的男女老少似乎都迫切需要食物。排队的时候，我观察着前后大人的眼神，个个都流着口水，包括正在铲着待煮生食的摊主本人。
对于个体经营者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如果您支付更多费用，则无需领取食品券。国有商店不能。有一天，我和爸爸乘坐18路公交车回家。路上堵车，到达车站时已经六点多了。我说我饿了。车站旁边有一家国营食品店。爸爸想给我买鸡心饼，但是他没有带粮票。店员无论如何也不肯卖给我，即使是双倍的现金。
改革开放初见成效时，父亲周末时常在四川北路上买广茂祥烤乳猪给我吃。非常贵。有时，他会骑着自行车“甩”我到横滨大桥，吃无锡小笼，又大又甜，比上海传统的南翔小笼好吃多了。
抄写唐诗就可以了
我的父亲是扬州江都人，1941年10月出生于安徽芜湖。
今天在我看来，他们这一代人的未来，大多都被时代戏弄、拖延甚至毁掉了。
显然，他对我抱有某种复兴的希望。
当我不在学校的时候，我喜欢用蜡笔在家里的墙上画画。只要我能拿到手，我就不留任何空白。那时，我刚搬进新的公共公寓，有抽水马桶。来看望我的大人们认为我浪费了我所有的资源。直到我画腻了，爸爸才把这件事当回事，用水果刀把床边割了一下，然后打了我一巴掌——第二天，他给我买了一缸金鱼。
很快，他在门后画了一块墙，在上面抄了《日照山上》之类的唐诗，并让我背下来。爸爸的文风简洁大方。他的正规教育只到了高中。毕业于扬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任教数年。
就这样我进入了古典文学。但那时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写出和父亲一样好的书法。
1988年，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扬州人，
第一次踏上扬州的土地
你正在画文字
由于年纪大了，我病得很重，所以每个月都有几天休息休养，无法去上学。我靠发呆和画画来打发时间。
我的父亲曾在一家木雕厂工作，后来强烈反对我的画，尤其是因为我毁了墙壁。
我正在换牙，我身后是我创作的大幅壁画
“画画怎么了？我以后去华山艺校。”我妈妈在照相馆工作，非常支持我。她还给我的美术学校老师看了我的《三国演义》漫画，老师让我去学画画。
“一切都是下等的，只有读书才是好的！”爸爸斩钉截铁地说着，收走了我的作案工具。我转而制作橡皮泥，但他也没收了。
他从单位拿回旧的空账本，教我写书法。 “横的、竖的，快来试试。”我削了一会儿墨水，在上面乱涂乱画了一刻钟，就停了下来。不感兴趣。
初中时，我喜欢上了隔壁班的女体育委员，她的欧洲书法写得很好，于是我开始努力学习书法。颜、刘、赵三人皆至此，下大力气仿宋徽宗瘦金身。大学四年级，他们一改风格，崇拜沉尹默。
上大学之前，父亲不喜欢我的字迹。 “你是写书法的，要银钩铁画，要有猛虎吞万里的勇气。我看你办公桌上那个叫严歌的女孩，字写得非常端正，你可以学学。”多向别人学习！”
进入新世纪，我追随沉先生的脚步，着重练腕挂等基本功。有一天，妈妈对我说：“你爸爸看了你留在家里的字条，说你的字终于超过了他。”
另外，我初中的时候也玩过篆刻，感觉自己的水平还不错。但父亲还是不满意：“这种级别的东西送给别人怎么样？”当他批评我时，我就禁止了。直到大四，闲着没事的时候，我才又拿起了它。
从扬州回上海的路上，爸爸带我参观了金山寺。
下面是我高中时在上图后面写的“诗”。
最后一本书
爸爸给我买了一百多本小小说，一大盒还在我床底下。
有一次，在当时上海最大的书店——南京东路的新华书店，我想买一本漫画绘画教程，售价2元。他居然翻遍了口袋，只找到了1.8元。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他给我买的书越来越少。相反，他们经常带我去福州路的上海书店和古籍书店。
我小学毕业后，他送了我两本书：《诗经》和朱熹四书注。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让我看这个——在他的枕头下，我发现了《金瓶梅》和一叠《摩登家庭》。
我在家闲着没事，喜欢读他1979年版的《辞海》。几年后，它就被毁了。初中毕业后，他在宝山路新华书店给我买了最后一本书：上海书店影印的《康熙字典》。
从这里到古典文学
我小时候不喜欢午睡。有时父亲会拿出收音机，让我听戏曲频道的昆曲。他说，以前皇帝喜欢听这个，听着就睡着了，不用操心国事。但我不喜欢胡言乱语。
初二的一个夏天的晚上，中央电视台直播了一场京剧比赛。一位女演员演唱了《贵妃醉酒》：“岛上冰轮开始转动，看玉兔，玉兔又早起。”我正要换台，爸爸突然说：“你看这个，好好看看，歌词写得真好！从这里可以进入古典文学。”
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看了整场比赛。从此，我就成了京剧迷。每周定期收听陈超红、柴骏主持的《梨园风景》。我已经积累了几十张 TDK 和 Sony 的磁带。后来，他对昆剧、苏州弹词、粤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今天，我可能是上海做京剧英文翻译最多的人了。
1992年夏天从南京飞往上海……是的，南京
我怎么可能学不好呢？
我上的第一所小学是南京西路第二小学。当时我家从新世界搬到了老北站以北，上下学非常不方便。爸爸从后门让我转学到闸北区第三中心小学，号称重点学校。
有一次下雨了，我吃早饭的时候对爸爸不高兴，不想让他送我去学校。结果，一个人走了一半，在池塘里滑倒了。这时，我发现父亲推着自行车，在我身后五六米的地方跟着。
我从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我的成绩很差，考了60或70分。他买了一台录音机，让优秀的同学来参观时朗读课文，录成磁带，让我反复听。
那时，父亲算是有点“花头”了：他转行到洗衣机厂上班，可以审批票据。他负责为学校所有教师购买和维护洗衣机。即便如此，我在学校的生活并不好，因为各行各业的家长都对它念念不忘。老师经常让我上深夜课。据妈妈回忆，主要是为了多要洗衣机钱。
初中时，我体育成绩不好，老师说我很难毕业。爸爸又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为校办工厂接了1万元的订单。后来我和几个二代人也认识得很熟，我们吃喝玩乐都很开心。爸爸警告说：“我不想让你再跟他们有任何关系。”
高中时，我考入位于上海西北角的上海中学（在旅游地图上找不到），住在校内。有一次爸爸下班后来看望班主任，班主任却不在。他去了办公室，和隔壁班的化学老师“小杜苗”坐了很久。周末，我回家，他对我说：“那个小徐老师真不容易，他是新疆的知青，你应该多向他学习，简单朴素，能吃苦。” ”
1996年夏天，参加上海中学夏令营
左二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女朋友
我当时上初中，高一、高二的数学、物理、化学成绩都很差。我几次想转学到家附近的普通中学。爸爸说：“你应该更加努力，我读书时，数理化都很好，你是我的儿子，你怎么能学不好呢？”
当我考上大学时，妈妈希望我去洋校，爸爸鼓励我去复旦。 “好人志气遍天下，也可以去别的地方读书锻炼身体，在上海吃吃喝喝还有什么意思？”他看到我选择了南京大学作为我的第四个选择。
最终，我考上了复旦大学。他很高兴，并告诉了工作中的同事。车间里一位女工问他：“复旦？我没听说过，复旦比上海大学好吗？”
在复旦，由于宿舍破旧，只有六个人共用一张长桌，台面狭窄，德语专业的室友不得不把女朋友带回来和他一起睡。周末回家，我抱怨平日不能在学校读书。爸爸喜欢做手工，所以他用木板给我做了一个架子。立起来后，我可以在上面放书，占用的空间也更少。没想到这件事让我下铺的王姓同学不高兴了，就偷偷扔掉了，嫁祸给带女朋友回来和他一起睡的同学。这是父亲送给我的最后一份礼物，所以我无法原谅我的王同学。他多次加我微博、微信，我都拒绝了。
在复旦大学四年，食堂里堆满了脏东西，我彻底残疾了。
这是我大三的寒假在杭州六和塔前
背诵《心经》
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或许不是读书，而是我的宗教信仰。
我小学时就有打架的坏习惯，而且每次都是我赢。大约有两三次，同学们的头被打开，流了很多血。父母要赔钱道歉，还要受到老师的惩罚。
我父亲厂里一位在特殊时代还俗的和尚听说了这件事，心生慈悲，想调伏我的固执，就送给我父亲一本叫《绝海慈航》的小册子，让他读给我听。我。恰巧父亲带我出差去普陀山和宁波。回到上海，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觉得把人打出血不是一件好事，我可能得开枪打死他。于是我按照这本小册子的指示，背了《心经》，拜了菩萨。高二和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我也吃过两年素食。
1991年夏天，我在普陀山海滩
一个大浪来了，我吓得哭了
正在海里游泳的爸爸对我喊道
“老公，别害怕！”
据说像我这样没有拜过师父的人不能算佛教徒。我不在乎，反正我就是相信。过去，我只是要求一个测试包。后来，尤其是工作后，挫折不断，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看看你的周围。有些朋友、同学、学生患有抑郁症，非常痛苦且无法缓解。我遵循佛教的教义，“凡事不计较”。益处。
爸爸带我去了提篮桥下的海神庙
我总是不甘心
他和他的祖父以前住在附近的东昌直路
请注意：我们扬州人裤腰穿得很高
九头身，我也没办法，呵呵
上述琐碎的个人历史与家庭传统和家庭地位无关。
其实，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这十几年来，我和父亲因为一些小事发生过几次激烈的争吵，我和父亲的关系跌到了冰点。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交流。一年之内我们说的话最多不过三两句话，走在街上连招呼都不打。这与他因脑血管疾病导致的暴躁脾气有关，也与我固执好胜的性格有关。
最终，这段父子关系以悲剧收场：2014年8月18日，脑溢血20年后拒绝就医的父亲突然患上了严重的脑梗塞。
我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是8月19日下午。在中山医院神经内科重症监护室，家属已经散去的走廊里，我独自失声痛哭。窗外正下着大雨。
爸爸在医院里仍然瘫痪。他高大的身躯缩水了很多，让我想起了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他不能说话，在床上小便，不能吞咽或进食——几年前我在第九人民医院为他定制的最昂贵的假牙已经不再有用。医生们对我的态度非常直接。他们以为我是一个学者，不会太情绪化。
这一年来，我一直在问自己：当我的爷爷奶奶看到天之岭的这一幕时，会作何感想？几十年后，如果我落得这样的境地，父亲知道后会怎么想？而我梦中的恐惧也是日夜准备着的，但他最终还是会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他的母亲，离开我这个爱他却又恨他的唯一的儿子。
一个人的时候，我常常想起蔡志忠漫画里的禅宗故事：有一个财主请禅师题字。禅师云：“祖死，父死，子死，孙死。”土豪不悦，质问禅师。禅师说：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顺序，你可以改变它。财主立刻就开悟了。这样想让我感觉好多了。
现在，我一个人承担着家庭的经济负担，其中包括父亲每月至少自掏腰包的医疗和护理费用。说白了，我也算是一个男人了。如果父亲神智正常的话，他不会对我太不满意——至少，面对残酷凶猛的现实，我没有哭喊出来。
齐豫的《船歌》是我父亲晚年很少爱听的一首流行歌曲。现在，偶尔在豆瓣FM上听到，心里很是感慨：人生如水，父爱如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