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快装满了
12 月 16 日，在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小区内。住户把垃圾袋投放到了路边的垃圾桶里。这是中青报·中青网的见习记者张玉佳进行拍摄的场景。
江村沟垃圾填埋场卫星图
江村沟垃圾填埋场实拍
填埋和焚烧仅仅是从末端来对垃圾问题进行处理。在这个问题当中，作为垃圾产生者的居民并未参与其中，而只是在一旁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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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的垃圾填埋场是西安灞桥江村沟垃圾填埋场，它要提前退休了。有人断定会在 2019 年年底，也有人说会是 2020 年。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个设计运行时间为 50 年的填埋场，仅仅工作了 25 年左右，就已经不堪重负了。
这座垃圾填埋场的占地面积超过 1000 亩，大概相当于 100 个足球场那么大。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它的规模都很大，深度也很深。然而，设计者却低估了垃圾持续增长的速度。
建成伊始，它每天填埋的垃圾约为 800 吨。在设计满负荷运行时，日填埋量为 2500 吨。25 年期间，西安市每日产生的垃圾量增长了 15 倍。2019 年，西安每天产生的垃圾达到 1.3 万吨，而江村沟要接纳其中约 1 万吨。这里的垃圾堆积最高处将近 150 米，是西安市地标建筑鼓楼高度的近 5 倍。
之前，有多个城市的垃圾填埋场已经提前结束使用并“退休”了。比如重庆长生桥垃圾填埋场、广州火烧岗垃圾填埋场、南京天井洼垃圾填埋场。
垃圾填埋场即将装满，而垃圾仍在以愈发快速的速度持续增加。人们需要振作精神，准备展开一场持久的战斗。目前，焚烧正逐渐成为中国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这也是发达国家所采用的主要方式。然而，焚烧并非终点，人类必须探寻新的方法来应对自己亲手制造的这个难题。
最多再过四五年，垃圾填埋场将不堪重负，垃圾无处可填
从高空俯瞰，江村沟是白鹿原上的一道深沟。它因距离村落“江村”不到 500 米而得名。这个天然形成的沟远离都市，周边人口稀少。它的地质稳定，难遇山洪。上世纪 90 年代，它被选为西安市垃圾填埋场。
1993 年 4 月填埋场开始动工。1994 年 6 月填埋场正式投入运行。该填埋场是国内垃圾日处理量最大的垃圾填埋场，也是库容量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同时，它还是西安市主城区唯一的一座垃圾填埋场。从建成之时起，几乎就承担了西安市全部的生活垃圾处理任务。
西安市城六区及长安区每天产生的垃圾数量众多，这些垃圾绝大部分都要先在全市 100 多个垃圾压缩站进行处理，然后被运到此处。到达此处后，垃圾会被倾倒、压实，每填埋 6 - 9 米，就会进行覆土，接着继续倾倒。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多位负责垃圾清运的环卫工人。他们了解到，在夏天垃圾较多的时候，每天有超过 1600 车次的垃圾被运往此处进行填埋。在高峰时期，垃圾场门口的垃圾车排队的长度能够达到 1 公里。
这片土地上有超过 2000 座合法的垃圾填埋场，其目的是处理 14 亿中国人每天产生的垃圾。很多垃圾填埋场都像这里一样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
都江堰垃圾填埋场在 2019 年 6 月 20 日封场，城郊这条 45 米深的天然峡谷被垃圾填得满满的。
2009 年之前，北京的生活垃圾中，超过 90%是通过填埋来处理的。在那时候，每年仅仅是填埋垃圾这一项，就需要消耗 500 亩的土地。时任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主任的陈永曾有过这样的表示，当时每天产生的垃圾量是 1.84 万吨，然而垃圾处理设施每天的处理能力却只有 1.04 万吨。他还说，最多再过四五年的时间，垃圾填埋场将会承受不了这么多的垃圾，到那时，垃圾就会没有地方可以填埋了。
容量只是填埋场面临的一个因素。城市在不断扩张，原本选址偏远的填埋场如今离城市越来越近。即便填埋场是合法的，依然会对周边地区造成影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对西安江村沟垃圾填埋场附近的江村和肖高村进行了走访。江村距离填埋场约 500 米，肖高村距离填埋场约 1 公里。多名居民向记者表示，每到雨后以及夏天的傍晚，整个村子都被垃圾的腐臭所笼罩。
一位老人表示，垃圾场建成之后，他感觉自家的水出现了异样，味道变了。在夏天的时候，碗里的苍蝇数量比米还多，而且各个时段散发的臭味也各不相同。
村民多次向村委反映情况，然而情况并未好转。记者实地探访时了解到，即便在冬天温度接近 0 摄氏度的时候，村子里依然可以闻到阵阵恶臭。
2016 年，国家发改委与住建部发布了《“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在 2016 年到 2020 年期间，政府预估会实施 845 个垃圾填埋场封场治理项目，有近 7900 公顷的填埋场土地需要待修复。
垃圾经过填埋处理后分解速度较慢。有人对某一垃圾填埋场进行挖掘并取样，结果发现 40 年前的旧报纸上印刷的内容依然清晰可辨。垃圾填埋场封场之后，需要对该区域进行 20 至 30 年的监测与维护，这给监管部门带来不小的压力。在此之后，这片土地无法再进行商业开发，只能被建成生态公园或者高尔夫球场。
2016 年，人类在 1 年里产生的垃圾量达到了 20.1 亿吨。这些垃圾的量足够用来填满 130 个西湖。
垃圾填埋场在中国流行了 30 多年后就“过时”了。在人类与垃圾进行的漫长拉锯战里，30 多年并不算长。
1988 年制定了中国最早的垃圾填埋处理标准，自此，卫生填埋场在选址、建设、管理等方面有了标准，也从那时起，中国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垃圾填埋场。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刘建国教授告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之前，国内对于垃圾的处理方式有两种，一是民间自行集中，二是各地政府环卫部门集中后，将垃圾放置在相对偏远的位置进行堆放或掩埋，这种方式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卫生问题，同时也会对周边的大气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副总工程师王维平曾在某次采访里回忆道，1983 年的北京，在四环这一周边，存在 50 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 4700 个，同时还有数量众多的小垃圾堆。
如果没有垃圾填埋场，这会带来很大的困扰。如今，北京市每天会产生 2.6 万吨生活垃圾。如果用载重 2.5 吨的卡车来运输这些垃圾，那么这些卡车首尾相连的长度能够绕北京四环一圈。
填埋场在那时是人类用于对抗垃圾的一种有力武器。30 多年过去后，中国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了 99%，与发达国家 100%的水平较为接近。然而，世界银行的调查统计表明，在低收入国家，有超过 90%的垃圾未得到应有的处理。
以印度为例，当下印度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为个位数。在其首都新德里，无论是豪宅处、大型商圈还是政府机构外，几乎在各处都能看到堆积的垃圾。其中，这里最高的一座垃圾山达到了 65 米，所以法院不得不计划在垃圾上安装红色警示灯，以此来提醒过往的飞机。印度的母亲河恒河上满是垃圾，下游的居民甚至宣称，从河里舀出的水能够直接当作化肥来施用。
在不断增强的“敌人”面前，这个武器最终失去了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全国城市垃圾每年的产量约为 1.15 亿吨。到 2018 年，这个数字达到了 2.28 亿吨。近几年，它正以每年 6%的速度持续增长。预测到 2030 年，中国城市垃圾年产总量将会达到 4.09 亿吨。
2016 年，全人类 1 年所产生的垃圾量为 20.1 亿吨。这些垃圾足以填满 130 个西湖，若将其平铺开来，能够覆盖 4.1 万平方公里，这个面积大约等同于瑞士的国土面积。
中科院能源所的特聘研究员沈剑山在 2010 年表明，在主要以填埋方式处理垃圾时，中国除县城之外的 600 多个城市里，有三分之二都被垃圾包围着，并且有四分之一的城市已经没有可以堆放垃圾的合适地方了。到当年为止，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计堆存的量已经达到 70 亿吨，累计侵占的土地超过 5 亿平方米，每年的经济损失达到 300 亿元。
《“十三五”规划》提出，中国拟将城市生活垃圾的焚化处理率提高到 50%。
因为有多种因素的考量，所以人们认为对垃圾进行焚烧处理比填埋处理更先进，对环境的影响也更小。焚烧之后，垃圾的体积通常能减少九成，重量能减少八成。如果先焚烧再填埋，不但能够有效地减少对土地资源的占用，而且还能够控制垃圾填埋所导致的二次污染。
1988 年在中国深圳建立了第一座垃圾焚烧厂。这种过去发展较为缓慢的处理方式，在近几年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环保公益组织芜湖生态中心进行了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9 年 4 月，全国有 428 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已在运行，还有 216 座正在建设。2016 年时，全国在运行的垃圾焚烧厂数量是 231 座；2018 年，这个数量为 359 座。
当地在 2019 年 11 月启用了位于蓝田、高陵等地的垃圾焚烧站，目的是处理西安市每天超过 1 万吨的垃圾。预计到 2020 年底，西安市有 5 个无害化处理项目将全部投入运营，这些项目每天的总处理能力能达到 12750 吨，能够满足当前垃圾处理的需求。
目前中国人均每天会产生 1 千克的垃圾，同时处理 1 千克垃圾所需的成本是 1 元。
焚烧厂得以建立和推广，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在这场拉锯战中就能够长久安稳地占据领先的地位。
垃圾分类工作若不到位，垃圾中就会混入大量厨余垃圾和塑料。这会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可循环利用的含碳有机物造成浪费，二是容易导致燃烧不充分，进而产生二噁英等有毒有害气体。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形下，难以将这些气体控制在排放标准之内。
近年来，全国有多个地方的市民都曾发起过反对垃圾焚烧项目的抗议行动。垃圾焚烧项目的“环评”工作必须获得公众的同意，然而，周边居民的强烈反对使得环评几乎难以获得通过。此前，南京天井洼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遇强烈反对。时任南京市市容管理局局长张东毛称，当下的状况是垃圾焚烧难以推进。更严重的是，他们实在无法再拖延下去，因为拖延的后果只会是全市人民的生活环境受到影响。
刘建国认为，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都不可或缺，然而它们都不是最终目标，最为关键的是要控制垃圾产生的速度。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建造越来越多的垃圾处理设施，并且投入越来越多的经济成本。
目前估算，中国人均每天会产生 1 千克垃圾。处理 1 千克垃圾的成本是 1 元。绝大多数居民都没有为自己产生的垃圾的处理支付费用。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政府采取大包大揽的发展模式，确实将一些问题得以解决。然而，这条发展路径所蕴含的潜力，已然快要被挖掘殆尽。所以，必须迈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发展道路。刘建国表示。填埋以及焚烧这两种方式，仅仅是从末端来对垃圾问题进行处理。而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垃圾产生者的居民并未参与其中，仅仅只是在一旁旁观。
目前扔垃圾非常容易，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能够扔，并且没有相关成本。可以说，这样既没有体现出应有的责任感，也没有进行付费。正因如此，公民普遍对垃圾没有什么感觉，处于“无感”的状态。
他认为，无论是收费还是推行垃圾分类，其意义都在于能更好地推动公众参与，而不只是为了便于后续处理。
人们发现垃圾分类不太容易，甚至还需要收钱，这样很可能就会使垃圾产生量减少；人们费力进行了垃圾分类，并且也交了钱，自然就会有动力和兴趣去关心后续的处理是否能与自己的付出相匹配，也会去监督垃圾车是否进行了分类运输，以及焚烧厂是否按照标准进行了处理。
上世纪 80 年代，台北遭遇过垃圾围城的状况。罗大佑在《超级市民》中唱道，那年他们坐在淡水河边，亲眼看到台北市的垃圾从眼前漂过。远处吹来了一股浓浓的烟，垃圾山仿佛正在举办一个焰火庆典……为了应对垃圾问题，台北市政府推行了相关政策，街头没有设置垃圾桶，只有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才会有垃圾车来收垃圾。
为让民众学习并接受垃圾分类，当时全台北的 7 万多名公务员依次轮流上门，对社区和市民进行垃圾分类的督导。之后，居民能够按时排队去倒垃圾，这在街头成为了一道独特的“景观”。在此期间，台北市垃圾掩埋的总量从每日 2500 吨急剧减少到每日 50 吨，并且在 2010 年实现了生活垃圾不进入填埋场。
芬兰和瑞士等国家在垃圾分类处理方面做得较好，这些国家的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超过 60%。然而，全人类所产生的垃圾中，仅有约 16%的垃圾能够得到回收处理，近一半的垃圾被废弃，无法进行再生利用。
在中国大陆，回收垃圾的比例是个谜。厨余垃圾和可回收物本应是生活垃圾中最多的两类。然而，可回收物未被纳入官方统计。到目前为止，它仍以较为原始的方式被分拣和处理。居民或者收废品者会将可回收垃圾手工分拣出来，然后经废品回收站集中，从而成为一些行业的原材料。
管理不太严格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垃圾填埋场都有一批拾荒者得以生存。记者在江村找到了好几位曾以在江村沟垃圾填埋场拾荒为生的老人，他们说，在最多的时候，垃圾场里同时有数百名拾荒者在生活。很多人住在垃圾场内自己搭建的简易“帐篷”里，稍微讲究些的会睡在村里，大家依靠着垃圾场，赚取着垃圾带来的钱。
刘建国告知记者，倘若把环境成本、从业人员的健康成本以及再生产品的社会综合成本等都纳入考量范畴，那么“以量取胜”且“量大质次”的垃圾回收再生行为，从实际情况来看是不经济的，所以不应该过度去宣扬“垃圾是错放的资源”这样的理念。
2019 年 7 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开始正式施行。此前经过了 8 年的试点，上海率先成为全国第一个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到 2020 年年末，像北京、广州、杭州这样的全国 45 座城市，都要基本上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垃圾分类过去仅仅代表较高的文明程度和较强的公共管理能力。如今垃圾泛滥成灾，垃圾分类的效果对环境治理产生直接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产生直接影响，进而成为国家或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新加坡亚太水规划协会孟羽博士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