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相关报道，在每年的四月至六月以及九月至十二月，论文代写业务迎来高峰期。从负责写作的“写手”，到负责招揽生意的“客服”，再到负责传达写作要求的“主管”，每一宗论文交易背后都存在着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写手们通过一笔订单可以赚取几百到几千元不等的收入，而中介的利润更是翻倍。然而，这些代写的论文质量普遍不高，东拼西凑而成。更有甚者，客户在支付费用后，常常遭遇被拉黑的情况。
找人代笔撰写论文的行为实质上等同于论文造假，它是学术不端行为的一种体现，对学术诚信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尽管如此，长期以来，论文代写现象始终难以根除，而在论文买卖活动中助纣为虐的中介机构却生意兴隆，这种扭曲的“产业链”背后，隐藏着对论文造假的强烈需求。其根本原因是一些学术及科研单位仅以论文作为衡量学术成就的标准，部分高校学生和科研工作者追求学历的心态、急于求成的目的，成为了支撑论文代写“产业链”的核心动力。此外，学术机构对论文的监管通常仅限于开题报告和答辩阶段，一些导师对学生的论文写作缺乏日常的监督与辅导，导致部分代写论文得以蒙混过关。
将学术论文创作变成一种商业行为，这无疑是对学术的极大讽刺。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一怪异的“产业链”竟然出现了中介机构两头得利、肆意谋取暴利的状况。一些“写手”透露，某些写作团队规模庞大，成员人数多达七八百，其中技艺高超的“写手”每月甚至能赚取数万元。面对中介机构，“写手”与“客户”依旧处于不利位置，部分“写手”因私下交易而遭受工资被扣或合作中断的后果，而部分“客户”由于收到的论文结构杂乱无章、不符合标准，竟然企图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所谓的“维权”。然而，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这些“写手”和“客户”本身即是学术不端的实施者，他们参与论文造假的举动理应不受法律的保护。
论文代写行为对学术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只有通过增强对涉事各方的惩罚措施，才能产生足够的威慑力，从而有效遏制论文作假现象的发生。实际上，自2015年起，中国科协及其它六个部门便共同发布文件，明确反对“第三方”参与论文的代写、代投、修改等不当学术活动；教育部亦曾出台通告，强调对高校中学位论文买卖及代写现象的严厉打击；此外，科技部等二十个部门亦共同制定文件，对案件调查和处理流程进行了详细规定，并将论文买卖与代写行为视为科研诚信的违规行为。然而，制度的活力源自于执行力度，而要将这些规定真正融入每一个具体案例的监管过程，这便要求主管部门展现出监管的勇气和整体规划的智慧。
针对论文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我们必须采取综合措施，从根本上进行整治。每一条论文代写的“暗流”背后，都涉及学生、科研工作者、撰写者、中间人、平台以及学术机构等多个角色。在解决表面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增强对撰写者和中间人的监管和打击，并在必要时将包括组织与协助论文买卖、代写等行为纳入刑法范畴，从而提升其违法代价。鉴于部分中介机构隐匿于电子商务及社交平台之中，这无疑增加了打击的复杂性，因此有必要加强平台运营方对论文代写网络的监管职责，采取诸如填补关键词漏洞、关闭非法账号等措施，以阻断论文代写的交易途径。在“治本”这一环节，必须强化学术机构及其负责人在监管方面的职责，扩充对论文造假行为的查处及追究责任的方法，增强对造假行为的惩罚强度，促使论文造假行为从“不敢”转变为“不能”，唯有如此，方能彻底根除问题、恢复学术生态。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15日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