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福忠（1935.10--2017.1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我和同事们与区委干部一起参加学习，业务工作正常开展。 当年3月，休宁县按照区域安排推广使用满江红作为稻田肥料，并邀请浙江省温州市农民师傅进行指导。 由于休宁县地势多山，田间生长的满江红在夏季时常被山洪冲毁，影响甚微。 农民们不愿意接受，工作就这样白费了。 那年四月的一天，我收到薛琼的来信，通知我她生了一个女儿。 我很高兴，给女儿取名“萍”，以纪念我当年推广红苹果的工作。
此后几年，文化大革命逐渐进入高潮。 到处成立造反组织，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贴满大街。 最后，学生大量组织起来，叛乱分子之间经常爆发武装冲突。 由于整体混乱，我们的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但春耕秋收时节，我们还得下乡进行技术指导。 与以前相比，人们更加轻松、自由。 工作闲着的时候，我经常去屯溪街逛街，看大字报。 当时，地委无人工作，办公室和椅子散落各处，一些文件被扔在地上。 真是一团糟。
1968年，全国农业掀起了向大寨学习的热潮。 9月下旬，休宁县革委会组织县大队书记以上干部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 我所在的林西区50多人到区革委会主任陈长喜带队参观，并安排我负责后勤、文书工作。 由于全国各地来大寨的人很多，我们担心住宿困难，所以上级通知我们要自带被子。 来自全县的参观者360余人。 他们一大早就到了县城，聚集了十辆大篷车。 一辆吉普车在前面引路，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当天下午4点我们到达杭州，然后乘坐火车前往上海。 晚上我们住在提前安排好的空楼里，睡在地板上。 第二天，我乘火车经南京、蚌埠到达山东省济南市。 然后我换乘一列向西行驶的火车。 到达德州市时，已是傍晚时分。 下了火车后，我们就在火车站睡了一夜。 第三天早上，我们坐火车直奔山西，下午4点到达阳泉市
出站后，便有一大群从全国各地赶来参观的人们。 他们中很多人举着小红旗，上面印着“忠诚”二字。 我们步行到阳泉市委党校。 校园里空无一人。 我们走进一个很大的礼堂，有很多木凳，卸下行李休息。 由于途中劳累，特别是火车经过太行山的多条隧道时，烟灰扑面而来。 我们到处找水洗脸，发现附近有一个水池。 当我们打开水龙头洗头时，发现白色的水流已经粘在了我们的头发上。 有人分析，可能是自来水的盐碱。 含量如此之高，以至于大家都顾不上就急着洗头。 吃饭的地方离我住处大约两英里，每顿饭都要排队。 我负责喊口令，走在前面领队。 那天晚上，我住处停电了，我只好去买蜡烛。 县革委会韩主任召集各区领导召开会议。 由于人们居住分散，很难聚集在一起。 他开玩笑说：就像洪水淹没了龙王庙。 一个家庭互不相识。
几乎所有的参会人员都到齐后，我们都站在地上听他讲话，安排参观大寨的行程和注意事项。 在阳泉市休息了两天，恰逢国庆节，我们就去广场观看了庆祝活动。 举行了数万人的游行。 场面十分壮观。 晚上，街上有文艺表演，观众络绎不绝，人头攒动。 第二天晚上，按照会议安排，我们手捧红宝书在住处排练，齐声喊道：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向陈永贵同志致敬。 第三天一早，我们就坐大卡车到了昔阳县城，找了一家旅馆放下行李，然后驱车前往大寨。
大寨到处都挤满了人。 我们跟随参观的人群沿着指定的路线，快快地、慢慢地参观。 我们连喊排练口号的机会都没有。 大寨地势为七沟八梁的坡地。 山顶种着苹果树，中间种着玉米。 玉米长得很好，玉米棒子有近一尺长，让游人赞叹不已。 一路上，都有红卫兵站在一旁，拿着扩音器高喊：不要碰玉米，不要随地大小便。 我们跟随人流走了近三个小时才回到大门。 入口形成一条街，我们在餐厅吃完饭就就地休息。 下午一点，我们到附近的市政厅听取汇报。 演讲者是当地一位大队书记，他介绍了自己向大寨学习的经历。 他继续讲了三个小时，没有朗读剧本。 大家认真听讲，一致认为报告讲得很生动。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安排了免费参观。 昔阳县距大寨仅六里。 一天早上，我们在大寨小区门口遇见了报纸报道过的铁娘子队队长吕凤莲。 我们还见到了两位党支部成员。 听说陈永贵出去就见不到了。
大寨大队队员居住区由两大片区域组成，新建了数十栋二层楼房。 耕地在虎头山，海拔不高。 我们看到了三条索道，据说是用来运输化肥和粮食的。 公社社员食堂没有私人空间，家家户户都配备了自来水。 看来当时公社员的生产生活条件已经很好了，值得学习。
在昔阳县停留了四天后，我们回到了阳泉市。 市区比较繁华。 街上有很多旅馆。 市场上有大量的汾酒出售，还有大量的牛羊肉。 喜欢喝酒的同志看到都会笑。 五个人聚在一起喝酒。
回来的路上，我们在阳泉市坐火车到石家庄，然后转乘火车到南京。 大家都感到轻松愉快。 当天晚上我们就在车站休息了。 我记得和一位公社主任睡过觉。 我把下车买的去芜湖的集体火车票放在外套口袋里。 当我醒来时，衣服不见了，口袋里还有东西。 20多公斤食品券也丢失。 大家都相信这些东西是被小偷偷走了。 我和带队的陈书记去报警了。 派出所民警到处巡逻也没有找到，只好去买新的粮票回酒店。 我收集了几十公斤粮票送给我。 然后我们从南京坐火车到芜湖，再坐汽车回到休宁。 历时近半个月的访问终于结束了。
回来工作没多久，我就收到了雪琼的来信，宣布了这个好消息：我生了一个男孩。 我当时给他起名叫小明。 后来，老阿姨坚持用她父母居住的两个地方休宁和舒城给她取名。 她希望孩子以后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 安宁，我们爽快地答应了。
1969年1月，雪琼和婆婆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下放到农村。 当时，他们住在舒城城关万龙巷，租了一套房子。 她在街边一家工厂打工，每月收入20多元。 我每个月寄给她20块钱。 她觉得一家四口生活困难，就趁着街头集会的机会，动员大家下乡报名。 当正式通知下达时，一位负责此事的董事告诉她：你年纪大了，年龄小了，所以你没有资格下放。 请你再仔细考虑一下。 如果你不想去中心化，你可以直接放弃并取回表格。 雪琼态度坚决，对他说：我已经考虑过了，还是去乡下比较好。 当我考虑下放地点时，偶然遇见了王美树，她是我城关镇的邻居，后来嫁到了农村。 见面聊天后，我觉得她工作的石岗公社朱井大队玉桥生产队条件更好，还不如离开城关镇。 才六里路，就有熟人可以互相照应，雪琼便到街上确认了下放地点。
元旦过后，街道宣布出发日期。 当天，数百名分散的民众聚集在广场上。 参加完欢送会后，有人把各家各户的行李和物资搬到公社分散。 接收下放群众的生产队派人到公社迎接。 雪琼一家四口被暂时安置在牛棚旁边的一间茅草屋里。 船长说他们会暂时住在这里，夏天的时候给你盖两栋新房子。 很快我就收到了雪琼的来信，告诉我下放地点。 春节将至，我回老家探亲。 时值冬季腊月，雨雪交加。 我从舒城县城向西北走，走的是一条泥泞湿滑的小路。 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我家。 我看到极其简陋的生活环境，心里感到寒酸。 在家待了两天，我和雪琼去六安过春节。 出门那天早上，她背着舒宁，我带着小平子走在泥泞的小路上。 到达县城后，我们乘车前往六安。 安装。 在哥哥、嫂子的热情接待下，我们呆了五天就回到了舒城。 在乡下呆了十多天，就回到了休宁。 今年文革运动仍处于高峰期，造反单位领导大部分都被批评和斗争打败，工作不正常。 那年八月，雪琼来信告诉我，新房已经盖好了。 我请假回去探亲，呆了近两个月才回到工作单位。
1970年1月，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 我和县农业局农业科科长方苗参加了会议。 会上，省革委会主任宋培章作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伟大时代》解读的报告，并结合全省实际部署工作任务。 会议在省委宾馆稻香楼宾湾礼堂举行。 只见礼堂后排坐着省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王光宇。 我见过他很多次。 报告开始前，宋培章向他挥手示意，请他在台上就座。 我们回头，看见他摆摆手，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听报告。 此后，休宁县农业局考虑到我和妻子分居，每当省农业厅在省城或皖北召开相关会议或组织考察时，都会通知我参加，会议结束后他们会照顾我回家团聚。
1959年2月，笔者赴北京拍照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重点是水稻生产的四个转变：由单季改为双季，由高秆向短秆转变，由稀疏种植向密植转变，由水养苗向小苗转变。幼苗带土移栽。 这项新技术是从浙江省学到的。 我们每年都去浙江参观学习。 每年春耕双收季节来临之际，临西区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布置这项工作。 会上，我被安排做技术讲座。 组织参会人员进行现场参观。 区委领导下乡时经常安排带我一起去。 因为他们在生产中遇到技术问题，我可以当场帮助解决。 当时临西区有9个公社，其中3个位于大山深处，东南靠近浙江。 当时有五个公社没有路，所以我们去乡下一般都是骑自行车。 有两个公社，海拔在900米到1100米之间，我们要爬15英里的山路才能到达。 我选择区政府所在地林西公社林西大队的第八生产队作为示范点，迈出第一步。 示范成功后，我会组织参观推广。 那些年，八队产量逐年增加，成为全区先进单位，多次受到上级表彰。 我写了一篇文章，点点总结自己推广新技术的经验，并在全省农业会议上进行了交流。 我还多次代表区农业技术站参加县劳模大会并获得奖励证书。
1965年与雪琼结婚后，我向休宁县农业局、人事局汇报，要求调回六安。 领导认为这项工作有必要，不同意调动。 后因文化大革命而推迟。 由于两地长期分离，每年春节我都要回舒城。 当时，公司财务规定规定，与家人分居两地的员工每年可以报销一次车费。 为了尽量减少出行费用，我大多选择从屯溪到芜湖，过长江到榆溪口，坐火车到合肥，再换乘公交车到舒城。 回家需要一天半的时间。 每次回家，我都要买点东西。 多年后，我编了一句顺口溜：回家一担，回去一包。
作者与他的爱人合影
记得文革期间，我曾经坐公交车去芜湖轮渡码头。 此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 当我走到售票窗口时，我看到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由于战斗，为了乘客的安全，本班已暂停。 售票窗口已关闭，无人值班。 我很着急，心想如果走不了，就只能在这里过夜了。 我走到河边码头看了一眼，再做决定。 我看到河边有几艘小木船。 船家对岸上的行人喊道：玉溪口还有人赶火车吗？ 尽快上船。 船马上就启航，我不会错过你的火车。 岸边聚集了八九个乘客，有人提议：我们上船吧。 我看到河水风平浪静，风平浪静，我就跟着他们上了船。 当船划进河里时，我们遇到了一艘路过的船。 由于船航行时波浪很大，我们乘坐的小木船左右摇晃，我们担心翻船落水。 船家安慰说：别怕，坐着别动。 我们从来没有坐过长江上的小木船，还是有点紧张。 船划了一个多小时，停在离岸边不远的河边。 我们已经看到了玉溪口镇。 这时，船夫对我们说：你们都看到了，我累得满头大汗了。 请再给我每人五元钱。 如果您不同意，我很抱歉。 我想在这里休息，耽误你上火车。 有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听后非常生气。 有人说：我们上船的时候不是已经谈好价格了吗？ 有人说：你在敲竹竿。 有人看到火车即将到站，非常着急，就说：给他钱吧。 后来大家只好给他钱，最后他才上岸，坐上了火车。
有一次，雪琼在舒城城关光荣宾馆工作。 我接到同事的电话，说雪琼摔倒了。 我匆匆赶回舒城探望。 见伤势不重，我决定待几天就回单位了。 由于我要自己付请假费，为了节省路费，雪琼找到了住在酒店的卡车司机，让他第二天开车去巢湖运水泥时带上我。 我以为从舒城到巢湖的路途可以省钱，于是第二天就带着收拾好的行李上了车。 中午到达巢湖中韩站。 师傅说，巢湖水泥厂距离巢湖火车站还有三里路，不如在中韩站坐火车，再也不用步行了。 我下了车，进站买票。 见车站没人，我喊了几声。 一个人出来告诉我：这辆公共汽车是特快列车，不在这个站停靠。 我听后很着急，心想如果赶不上这趟车，第二天就不能坐从芜湖到屯溪的车了。 我问：下一趟车什么时候停在这个站？ 他回答：到晚上十一点。 我看了看手表。 当时是下午两点左右。 我还是等了八个多小时。 只见候车室里已经没有座位了，周围也没有地方可以休息。 我问：这个地方离巢湖有多远？ 他说：三十多里。 我又问：走哪条路可以到达？ 他说：你可以沿着铁路走。 我想下午6点必须到达巢湖火车站，这样才能及时买票坐火车，所以我决定沿着铁路步行到巢湖火车站。 第一次走在铁路上并不容易。 枕木之间的距离与我的步幅不一致。 一开始感觉很别扭，但走了一段路后就慢慢习惯了。 我边走边看手表，心里不再焦虑了。 途中，我远远地看到两列火车擦肩而过。 为了安全起见，我赶紧跑到路边躲避他们。 火车前部散发出的烟灰蒸汽让我很不舒服。 走了三个小时，终于到达了巢湖岸边，看到了浩瀚的巢湖。 当时是下午 5 点 40 分。 短暂游览后，回到火车站，买了去芜湖的火车票，去餐厅吃了一碗炒面，在车站等火车。
还有一次回休宁探亲，到了芜湖就买了加班票。 当我上车时，我看到那是一辆大卡车，上面铺着篷布。 卡车上没有座位，30多人只能站着。 一群人站在我身后。 途中有位女士因晕车呕吐，吐在我棉衣的后背上。 味道很臭而且没有地方可以清理。 到了屯溪车站，我脱下棉衣，发现已经干了。 我拍了几下，然后又穿上，然后才回到单位。 这270多公里的车程，除了吃饭休息之外，我一直站在车里。 我的腿和脚感到麻木和疲惫。
还有一次回舒城探亲。 我改变路线，从屯溪坐公交车经贵池到舒城。 在贵池下车后，天开始下雨下雪了。 我撑着伞，带着行李走在街上，找了几家酒店。 当酒店住满的时候，我停在一家酒店门口，找到了我临行前准备好的求救信。 这是我的朋友小张写给我弟弟的一封信。 小张弟兄在贵池农机局工作。 我按照信上的地址四处走走，终于找到了他。 读完信后，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晚我就和他睡在同一张床上。 连续下了两天大雪，第三天就放晴了。 去车站打听得知下午有去合肥的班车。 我把原来买的票给售票员看，他让我去窗口登记。 登记完毕后，我就回到了住处。 。 吃完午饭，弟弟小张送我去车站。 我连声感谢他，并与他握手告别。 大巴车缓缓驶出，于下午五点左右安全抵达舒城。
回忆起雪琼被下放到农村的经历，可以说是既苦又乐。 雪琼在邻居的帮助下学会了干农活。 虽然生活困难，但她能丰衣足食，而且她的房子是茅草屋，比在城里租的房子宽敞得多。 逢年过节，邻居们互相帮忙做糕点、干粮、豆腐，有时还做糖果。 生产队在池塘里养鱼，年底按鱼量分鱼。 哥哥和嫂子把工资攒下来，从六安买了一台缝纫机作为礼物，这真是雪中送炭。 我们一家人永远不会忘记哥哥和嫂子给予我们的爱和关怀。
雪琼很快就学会了使用缝纫机。 除了自己缝制衣服外，她还经常帮邻居缝制衣服。 两个孩子长大后，先后就读于村小学。 一年夏天，正是农村“双抢”的忙碌季节。 我没有时间加工大米，家里也没有米可以做饭。 小平子看出我着急了。 年仅十岁的她，背着二十多斤大米，步行两里多路到碾米厂加工。 她戴着草帽走在两边都是稻田的小路上，只看到草帽在动。 小平子后来利用假期学会了干农活，队里给她一天干两分半钟的活。 儿子喜欢和邻居朋友一起玩，学游泳，抓鱼虾，经常浑身是泥。 有一次，雪琼从县城回来，还没到家，就看到村里挤满了人。 原来儿子淹死了，大家都来救他。 幸好在池塘边放猪时，村里的姑娘英芝及时发现了她，赶紧呼救。 正当邻居的叔叔传奇刚耕完田回家休息时，听到呼救声，立即跳进池塘，双手抱起孩子。 雪琼得知此事后，急忙赶到现场。 过了一会儿，儿子把呛到的水吐了出来，终于醒了。 避免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危险。
1976年10月5日，我背着小平子到舒城县石岗公社医院就医。 旁边公社大院正在开会，只听到一个干部在谈论打败白骨魔。 于是我走过去问：你们在听什么报告？ 他笑着说：这是在传达对“四人帮”的镇压。 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心里对自己说：“四人帮”败了。 实在是太满足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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