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广九去世前一天，一切正常。他洗了澡，理了发，回家后，小儿子年金龙给他剪了指甲。第二天吃完午饭，他去了卫生间，却久久没出来。年金龙打开门，发现他已经悄无声息地去世了。
这是1月11日下午2点，年光久84岁生日。
在安徽芜湖市中心，沙子瓜子店还在营业。店里墙上曾挂着年广久获得各种荣誉的照片，还有一幅书法：“农村改革初期，安徽有个‘沙子瓜子’，当时很多人不高兴，说他赚了百万，主张撤掉他。我说不能撤掉，撤掉的话，人们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页。
因为邓小平的提名，年广九从一个爱闯红线的小商人变成了“中国第一摊主”，“摊主”成了他一生又爱又恨、摆脱不了的标签。他想成为一名大企业家，创办一所“傻瓜”大学，但这些梦想最终都没有实现。
他曾说，自己一生“犯过大错不多，犯过小错很多”。很多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他“小事精明，大事糊涂”。芜湖市一位老领导也曾说他“个体户精明，创业不行”。但现在，身边的人谈起他，都对他有了不一样的看法，觉得他很可爱。
年光久（2009）。照片/IC
“当心”
每天傍晚花几块钱去澡堂，是年广九几十年来的爱好，也是他的主要信息来源。
1978年底，他听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他觉得大多数人没有完全理解这次会议的意义，但他却明白：“我从小搞经济，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让有能力的人吃饭，没能力的人下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要发展经济，如果经济基础不打好，还谈什么建设社会主义？”
“我从小搞经济”是年广久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实际上他一天没上过学，是个文盲，只会写“年广久”和“同义（义）”五个字。年轻时他在水果摊当学徒，跟老板学说话做事。在那个做小生意被称为“投机倒把、暴利横行”的年代，他曾因卖鱼入狱一年。出狱后，他依然“不安分”，继续在电影院门前摆摊。这门手艺是跟旁边卖炒瓜子的老头学的。
1972年，32岁的他在芜湖大剧院52号一角支起一口铁锅，每天炒几百斤瓜子偷偷卖，被市场管理人员抓了几百次。他卖瓜子时，会多送一把，人买得越多，他送的就越多，因此有了“傻瓜”的绰号。
早年的“游击战士”经历让他对国家政策的变化十分敏感，自称是“商业天才”，善于发现市场机会。他说，在中国做生意不只是经济，还有政治，“必须小心谨慎”。
1981年，中央发文件指出，要重点开拓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的就业渠道，使城镇职工和个体经济健康发展。年广九认为，这是中央希望个体经济到处繁荣发展。这一点没有说清楚，就看你懂不懂。这样的改革，需要一批先锋，他自己就是先锋，“就冲在前面”。
他自称是“一只早报的雄鸡”，其长子年金宝曾说：“他因为新闻炒作而出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上下都在找一个榜样，他正好是其中的一个。”
1981年，他与年金宝在芜湖郊区租地建厂，沙子瓜子厂成为芜湖第一家私营企业，生意红火。《芜湖日报》刊登了《货真价实的沙子瓜子》报道，沙子瓜子的名字逐渐传遍全国。
年广九的经营秘诀之一，就是给员工开出高薪，他给员工开出500到800元的工资，天天请他们喝茅台酒，好的话是汾酒，而当时官员的平均月薪只有80多元。
有一年，瓜子市场打价格战，年广久把瓜子的价格从每公斤2.4元降到1.76元。年金宝担心亏本，年广久却说他不懂经济学，降价以后生意就好，煤炭、材料等成本都能省下来，那才是他赚的钱。
上世纪80年代初，年广九主办芜湖市文联“大江”文学创作会，《大江》杂志主编何更生与其相识，并开始了长久的交往。2021年，何更生撰写了《年广九口述历史》。
何更生觉得年广久聪明大方，口才好，热情洋溢，越是人越多越能说会道。他知道自己的缺点很多，比如脾气不好、没文化，但优点是知道错误就会改正。
有一次，年广九和芜湖商贸仓库签订了30万公斤瓜子供货合同，但仓库只供货了20万公斤。年广九一怒之下，把仓库的牌子取下来，倒挂在市委门口，引来众人围观。市领导派记者来找他指出他的错误，他便让人把他绑起来，去了市委，接受了批评，把牌子取下来，重新挂在仓库上。
1983年，因原料瓜子枯竭，年广九从国营“迎春瓜子”收购了近十万公斤瓜子，以“傻子瓜子”的名义在上海销售。事发后不久，他被发现偷逃税款4.3万元，引起舆论轩然大波。
他的用工问题也再次引发争议，1983年底全国工商会议上，有人提出，他雇佣的工人数量超过了国家规定，给国营、集体企业带来不良影响，应予以限制。
当时社会上对雇员人数有很大的讨论，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雇员人数少于7人，算是个体工商户，超过8人，就是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但他雇佣了100多人，国家工商总局把他的雇佣问题报告给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和姚依林，两人都不主张限制。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曾看过安徽省委送来的关于“沙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并指示对这个问题要“放一边”、“看看”。这次，他再次表态。
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前段时间大家对就业问题很担心，我的意思就是等两年再说，能不能影响大局？你一出手，群众就说政策变了，老百姓就不安心了。让‘傻子瓜子’运转一段时间，怕什么？会不会危害社会主义？”
年广久当时并不知道邓小平的讲话，他只是感觉阻力一下子消失了，生意渐渐好起来。
沙子瓜子在全国十多个省市设立了23个加工厂，销往150多个城市，几乎占据了国内市场的一半，规模最大时有500多人，年产量达1000万公斤，沙子瓜子在全国乡镇企业产品质量评比中荣获第一名。
但好景不长，1985年，沙子瓜子成为全国最大的有奖销售，第一名的奖品是一辆上海牌轿车。17天时间，销售瓜子476万公斤，销售额超过700万元。5家工厂24小时加料，但货源仍然不足。不料一个月后，国家出台政策，叫停有奖销售，年广久损失近100万元。
不久，有人指责他在合资期间“贪污挪用公款”。为了戴“红帽子”，年广九于1984年7月与芜湖国营企业合资，以商标权、技术作价入股，成立芜湖沙子瓜有限公司，自己担任经理。他看不懂会计账簿，觉得自己的公司用的是自己的钱，还写了条文，怎么能叫贪污呢？
1989年5月，芜湖市人民检察院以年广久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流氓罪向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称，年广久在担任沙子瓜公司经理期间，购置高档家具、家用电器自用，侵吞公款4.38万元；将公司价值23万余元的瓜子私自送给长子办理保险，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万余元；“以金钱为诱饵，以介绍、解决工作为理由，以爱情为掩护”，与6名年轻女子、4名已婚妇女发生性关系。 1991年5月，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年广久贪污罪证据不足，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以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但芜湖市人民检察院提出上诉。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再次提及“沙子瓜子”，重申“沙子瓜子”不能动。此后，检察院撤回抗议。1992年3月，年光久被释放。
年底，年广九父子给邓小平寄来几袋瓜子和一封感谢信。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年广九跑到邮局，给邓小平治丧委员会寄来唁电，署名“安徽芜湖年广九”。随后，他又到邓小平家乡痛哭流涕。
他曾说：“邓小平是一个洞察一切的先知，他帮我避免了一个又一个的动向，他的思想很开阔。”但他也说，自己在邓小平时代并没有发大财，因为地方政府的政策变化无常。
市场经济时代的“老派”
出狱之后，年广九性情似乎有所转变，隐居了一段时间，但芜湖市领导和媒体却并未忘记他。
1994年，芜湖欲组建以沙子瓜子为龙头，涉及食品、酒店、商旅等多个产业的企业集团，拟投资5000万元，由芜湖市供销社和年广久合作。但因资金使用权归供销社所有，吃尽苦头的年广久拒绝了。
1997年，浙江电视台筹拍纪录片《傻瓜的崛起与陨落》，让傻瓜子和年广久再度爆红。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给年广久打了一针信心。
11月，他创办“安徽芜湖沙子瓜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重振沙子瓜子。他的年龄、文化程度让很多人怀疑他，但他坚信自己是瓜子市场上最快、最准、最狠的。他在全国开设了96家分店，当年销售收入3亿元。他学会了对上级表达感激，不再随口称自己是天才，也不再贬低社会。
1998年国庆节，全国96位改革派人士应邀到天安门城楼观礼，年广九是唯一一位安徽省代表，外面的人感叹，傻子又出现了。
年广久总是用芜湖话讲，民营企业必须“走出去”，不然就出不来。让他自豪的是，他的徒弟们把芜湖打造成了一座瓜子城。
然而，当市场经济时代真正到来时，曾经善于提出新想法的年广九却变得“守旧”了。
他反对傻瓜瓜子进超市，认为这是个赔钱的生意，坚持开专卖店，认为专卖店是现金交易，钱到手，顾客看得见、尝得着。他一开始对上市没兴趣，认为这不是好事，也拒绝开网店，认为品牌容易被仿冒。
他的家人在他晚年成为了他的竞争对手。
孩子们毕业工作后，他觉得他们没前途，想让他们自己创业，又不想让他们经营沙子瓜子，跟自己竞争。然而，大儿子年金宝和二儿子年强早早脱离了家族生意，还曾压低价格，导致三个人都亏损。
为了避免恶性竞争，父亲与两个儿子于1997年计划将两家公司合并，成立“沙仔集团”。但年光久对自己只担任董事长而无实权感到不满，因此该计划在实施一个多月后流产。他声称要以“商标侵权”为由向两个儿子索赔，两个儿子也注册了“沙王”、“年氏”、“小沙仔”、“沙西福”等一堆相关商标，造成商标混淆。
但年广久还是希望全家人齐心协力把生意做大，2000年，他把“傻子瓜子”商标、“年广久”字号、注册头像、公司、门店通过公证的方式卖给了年金宝、年强，希望两个儿子能够在一起，而他自己则到郑州办厂。
但结果并不如他所愿。2001年10月，年强将年金宝告上法庭，请求确认其有权使用“傻子”商标。这场官司直到2006年年金宝意外去世后才得以了结。年家随后卷入了一场遗产纠纷，这场官司耗时三年才得以结案。
在这股风潮中，正林、洽洽等零食品牌相继涌现，而沙子瓜子则逐渐被人群所淡忘。
傻瓜和聪明人
曾经斗志昂扬的年广久，年岁已高，只想守住傻子瓜子，再也不想出去闯荡了，他知道，如果跟现在的巨头硬拼，自己肯定会吃亏。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芜湖，在中山路上经营着一家沙子瓜子店，租了店面楼上的一个房间，每天早晚都会在店里呆上两个小时，亲自推销产品，和顾客聊天。
有人来访，他喜欢带他们到自己的办公室谈。那是一栋写字楼，位于不远处的高档公寓14层，窗外就是长江。办公室是老式的，陈设简单。因为之前吃过亏，他帮别人签字时会小心翼翼，防止空白处被挪作他用，谈事情时会用手上的金戒指盖章。
每当改革开放十周年到来，年广久就会出现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有一次上节目，主持人问几位嘉宾改革开放这些年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他说，只有妻子变了好几次，其他都没变。
他有过四段婚姻，他说自己不怕当官、不怕坐牢、不怕离婚，男人要有事业，女人要跟着，这招惹了不少人鄙视。他曾认为公司做不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老婆没文化，可儿子年金宝却认为他有恃无恐，不注意言行，得罪了很多人，还以次充好，损害了品牌形象。
昔日的光久蓬头垢面，头发凌乱，手指被烟熏黄，指甲很长，戴着一枚巨大的金戒指。他曾经有个爱好，就是在晴天把麻袋里的钱搬到院子里晒。他和人说话时，声音很大，听起来像在争辩，不允许别人否认或打断他。这些都让他摆脱不了“庄家”和“暴发户”的标签。
如今他的性格温和多了，很在意外界的批评，也花了不少心思改变自己的社会形象。儿子上中学时，他想给学校捐奖学金，但老师说给尖子生发“傻子”奖学金，是给学校丢脸。他去儿童公园捐款，有人说他是在收买人心。
他不喜欢“小贩”这个名字，因为听起来很卑微，给人一种老谋深算的感觉。他的师父在文革期间因偷瓜子被警察追捕，后来突然去世。他很早就告诉孩子们，不要像他一样当小贩，会被人瞧不起，要他们好好学习。五个儿子都按照他的要求做了，除了大儿子高中毕业外，其他人都大学毕业，二儿子年强还是一名博士生。
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年广久与马云、马化腾、任正非、李彦宏、张一鸣、柳传志、雷军等一同入选。
2021年，年广久住所租约到期，搬进了小儿子年金龙家，不再打理生意。年强14岁时就接手了父亲的水果摊，后来又自己创业，带领傻子瓜子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年广久一直说，这个儿子比自己厉害。
2022年，年广久被诊断出患有胃癌，手术后身体基本恢复，但却在2023年初因病去世。
在芜湖人眼中，他晚年是个面色红润、谈吐流利的老邻居，爱抽烟、洗澡、聚邻里打牌，不再像年轻时蓬头垢面，而是衣着整洁，头发染黑上蜡，在小店里闲逛，很少有路人会注意到他。
如果有顾客进来，他会笑脸相迎，掀开柜台盖子介绍炒好的坚果，熟练地装袋称重，算好价钱，然后再抓一把放进袋子里，告诉顾客常吃坚果对身体有好处。包装袋上印着他胸前戴着大红花、手捧有机玻璃奖杯的半身照，还有邓小平关于傻子瓜子的著名讲话和一句广告词：“傻子瓜子，聪明人的选择。”
（本文参考何更生撰写的《年广久口述历史》）
记者：宋春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