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十月十日举办信息发布会议，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出席并阐述《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的相关内容，同时回应媒体提问。会议期间，有媒体关注到科研工作者与教育工作者兼职取酬的现象，询问该政策文件对此类事项是否有更详细的规定说明。李萌谈到，科研工作者和高校教师能够同时任职并获得报酬是这份文件的一个突出之处。大体而言，该《意见》主要针对大学和科研机构，并不关乎中小学。李萌强调，这份《意见》旨在推动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制定了两个办法：一方面，科研人员可以承担额外工作，并且领取相应的报酬。另一方面，大学教授能够参与多所学校的授课活动，同时获得合法的报酬。
回顾一下，华中科技大学前任校长李培根在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日于“二零一零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明确表示：单靠国家发放的薪酬，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实在不高。这让部分教育单位的学者找到了为住房为车子、追逐名声利益的借口。虽然现在许多教师的实际所得还算可以，但这都得益于工资以外的“额外收入”或者“课题奖金”。这种情形的产生，根本在于国家对教育支持不够充分。政府需要显著增加教师的经济报酬，同时严厉禁止他们从事营利性活动。这一话题曾引发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接下来请审视这位高校负责人对机构薪酬体系的看法，或许能促使人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一所重点大学校领导眼中的高校薪酬制度
一个卓越的集体离不开出色的个体，这关乎彼此的适配性。以这个观点来看，高等学府应当参照公共机构变革的思路，周全审视机构的关键利益调节措施，此乃维系发展的根本。我无法认同，当一所大学的收益机制、激励约束体系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相当落后时，这样的构造反而能促成高效运转的团体。陈旧的收益机制，如何能让高等学府转变为前沿的学术殿堂？这两方面显然存在牵制关系。
薪酬体系是所有大学及公立医院发展的直接障碍。薪酬体系规划不当，所有职能都会失去作用。大学里的人员仍在工作，但与十年前的雇佣关系已大不相同。单位与个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薄弱。靠什么维持？靠从单位获得的收入总额。但是，这个总额的构成已经混乱不堪。关系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教师薪酬原本仅来源于国家和中央政府发放的薪资，十多年前起，逐渐增加了地方财政的补助，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挂钩，否则福利水平甚至不如地方上的公司员工。后来单纯依靠政府财政也难以维持，转而依赖校长发放的岗位津贴。大约在同一时期，学校允许院系自主创收。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突破，一旦开始便难以控制。好比当初的农业承包制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高校整体效能有所下滑，然而公众感知到的效能却在提高。优势在于机构成功挽留了部分成员，否则他们都将流失。这本质上是一场失衡的较量。
校长认为不提高教师的经济待遇也行得通，他们能够自行拓展收入来源。学校的工作可以适当减少，至少人员还在岗。因此，整个社会范围内知识分子的精力都被过度消耗了。薪资已经通过两三种，乃至五六种不同的途径发放给同一个人。长久的创新活力无法维持。每所高等学府都在承受着类似的困境。所以，基础的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势在必行。要避免高校出现自我沉沦、管理松懈、停滞不前的情况，必须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比如关键决策权到底由谁掌握？现实中存在许多不合理现象，教职工薪酬长期停滞不涨，最终只能选择离开。教师们是否有权利争取合理的薪资标准？具体如何进行沟通协商？毕竟不能责备上级部门。上级部门声称这是该机构自主管辖的范畴。那么这种机构内部事务该如何妥善解决呢？学校经费非常紧张时，教师收入会减少，该如何应对？教师数量过多导致收支失衡时，又该如何解决？所有教授的待遇都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这类关键的人事管理问题，权力应该如何有效制约，确保得当？这才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所在。如果整体缺乏担当，机构就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必须妥善处理核心利益分配，具体而言，涉及师生双方权益；同时要合理管控学校关键支出，此类支出并非仅限于年度预算，而是需要权衡各项消费因素。例如，学生规模、教师数量，以及整体规模和构成，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官方机构通过多种渠道向顶尖学府拨款，这些学校至少能维持基本运作。然而，这种生存方式导致它们的行政管理存在缺陷。面对外部挑战时，这些受保护的高校难以抗衡。只有经历过严峻挑战的大学，才能发展成为真正的学术殿堂。在庇护下存活的大学，其学术品格也会出现偏差。国内的高等教育机构很少承认自身在某些领域存在不足。学校整体师资队伍的切身权益若处置失当，单凭少数享有特殊待遇的专家学者的扶持，是无法促成高等教育事业的进步。
